内容提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而且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外交理念和全球政治理论的精华,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核心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并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广泛的全球共识、深厚的价值基础、重大的价值超越和深刻的哲学意涵等特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共商共建共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整体文明观和可持续发展等原则,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全球普遍安全、促进全球发展与生态治理、加强世界文化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的重要智慧,不仅赋予国际关系和人类文明进步鲜明的中国特色,更使得中国占据了世界秩序变革的道义高点。其必将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伟大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关 键 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新型国际关系  全球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当代中国发展的新要求,深刻思考人类发展的前途命运,经过艰辛探索后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创新。自提出以来,这一思想不仅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略,而且成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充分展现了中国引导国际社会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智慧,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不断深入和全球性挑战的日益严峻凸显了加强全球治理的紧迫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弊端不断显现,重塑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的迫切需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日益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方向发展,国际秩序的转型理论备受国际学界关注。建立某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成为国际社会探索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潜在目标。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正不断展现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将会怎样使用自身的国际权力、将怎样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将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并把世界带向何处,越来越成为争论的焦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深刻表明正在跨入全球负责任强国之列的中国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入新时期、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时代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中国的发展前景与世界的未来走向擘画了宏伟蓝图。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①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战略全局,把握发展大势,做出了一系列顶层设计和开创性谋划,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中国的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面貌。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开展,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②

   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③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尤其是要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历史维度和世界坐标上看,从“国家”到“强国”的一字之变折射出更高的目标、展现了更强的自信,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得到实现。④不过,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这使得确保我国顺利走好强国之路变得更为重要,对维护、用好和延长战略机遇期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第二,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立足宽广的历史视野,有助于深刻理解并把握当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并更好地开启新的历史篇章。从历史的长视角看,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直到近代以后,⑤中国才由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一度衰败沉沦,被迫退出了世界中心。但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最伟大梦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不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积极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成功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都代表着近代中国170多年来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不再是世界文明中心的“远东”和“边缘”,实现了凤凰涅槃般的重生,重新焕发出具有世界性影响和塑造力的强大生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要事务几乎都有中国的参与,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在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情况下,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更是成为中国的时代担当。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并庄严承诺为人类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始终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⑥再次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更加强大的正能量,开启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良性互动的新篇章。

   第三,中国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日益影响着世界。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⑦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起伏伏,并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一度陷入低潮,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却坚定不移、坚持不渝。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典范,站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前沿。中国的崛起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有力开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代。

   中国的快速发展被视为21世纪世界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它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范畴,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不平等不合理的“中心—外围”结构正逐步被打破,一种“非西方中心”的世界历史的演进模式正越来越成为可能。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⑧中国的崛起正以一种极其深远的方式在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必将给世界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和空间。

   (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入新时期

   当今世界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复杂的变化,各种风险累积叠加,各国角力激烈交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趋势表明,当前国际形势正处于新的转折点,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重塑新的国际秩序的要求正变得更为迫切。所有这些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表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关键时期。

   第一,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自18世纪迈入工业化时代以来,西方的崛起就成为世界近代史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之一,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走向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个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不仅彻底打破了此前多元文明中心互动的传统模式,而且还造就了西方世界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格局,把世界各国推入由资本主义驱动的“现代世界体系”。⑨虽然该体系极力张扬现代性,但它本质上是以不平等的世界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等级体系,是鼓励以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的非正义体系。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完成全球扩张,西方世界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也达到顶峰,世界政治中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欧美的少数几个国家并延续至今。对此,20世纪中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深刻反映出这一国际格局缺乏公平正义、难以持久的结构性缺陷。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造就了国际力量对比自近代以来新的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西方世界的整体下滑和世界权力的加速东移代表着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的新的消长变化,⑩这种东西方力量对比的结构性置换堪称近四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国际体系大变局。(11)如果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能保持当下的快速发展势头,而西方世界又无力从根本上扭转自身颓势,那么国际力量对比将毫无疑问地趋向新的均衡状态。届时,富有新的内涵特征的多元文明中心之间的互动模式将可能实现历史性回归。

   第二,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任务远没有完成,反而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问题和挑战,各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尤为突出。首先,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威胁不断增多并持续蔓延。其一,世界权力的转移往往伴随各种风险,尤其是战争与冲突。当前世界权力加速东移的情势引发了西方世界的深层焦虑。历史证明,相关决策者对情势做出的战略误判比权力转移本身更具危害性。其二,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冲击着既有全球治理体系。各种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彼此交织,不断加大全球治理的难度,凸显了西方霸权治理和“碎片化”治理格局的危害。(12)其三,冷战式冲突对抗频仍,传统安全威胁依旧,战争的阴云并未消散。当前大国关系正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各种战略力量加速分化组合,潜藏着各种不稳定性因素。

   其次,当今世界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世界发展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其一,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带来了各种不确定性。当前世界经济正进入某种长期下行轨道,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并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其二,世界政治中的国家治理难题频现,影响了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西方大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其能否走出当前困境尚属未知,这给解决全球性挑战带来了不确定性。(13)其三,世界各国对于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充满争议。尽管各国深知当今的世界体系难以为继,但国际社会存在多种不同的价值理念和改革主张,给塑造世界的新面貌增加了达成共识的难度,也加剧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第三,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革日益紧迫。反思和变革当下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构想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关注热点。虽然这种反思早已有之,但此前基本属于非西方国家的声音。2017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了题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报告,其指出作为西方世界秩序最基本支柱的自由民主制度越来越不受信任。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衰微,正内化为西方世界对干预世界事务的力不从心,这促进了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主义的盛行。(14)该报告代表了近年来西方政治精英对西式世界秩序的严肃反思,反映出西方大国正试图转变领导世界的范式,这客观上也给“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的观点提供了依据。

   不仅如此,西方世界内部也出现了裂痕。“特朗普冲击”表明美欧关系正进入冷战结束以来新的转折点,英国“脱欧”则反映出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严重挫折。西方世界内部的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在这些裂痕的形成上扮演着关键角色。但不管“后西方”世界秩序是否正在形成,当前国际秩序的转型确已初见端倪。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于这种转变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未来的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子,由谁来领导、依照什么规则、遵循哪种价值。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国际秩序必须能够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15)

   (三)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人类社会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指出,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16)

   第一,人类社会处于创新变革的世界。全球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与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基本是以“相对独立”和“有限互动”为特征而展开。如果说以促进经贸合作为核心的地理大发现解决了国际互动问题,那么以推动各种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全球化则突破了人类深度互动的障碍,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征及方向。持续迅猛的科技革命推动着全球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创新变革,促进了全球意识和全球价值的形成与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世界人民共同创造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为强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手段也更为丰富。

   第二,人类社会处于挑战频发的世界。当前人类社会不仅要应对各种传统国际政治难题,还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与发展问题。当前世界仍残存着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结盟对抗的旧观念也并没有被完全摒弃。核威胁阴云重重,地区热点持续动荡,各种传统的不安全因素威胁着世界和平与稳定。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发展与国际安全形势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增长乏力、贫富分化、南北差距问题日益严重,这表明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也有待弥合。(17)从经济发展、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传统治理领域,到海洋、极地、网络、外空等新兴治理领域,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习近平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8)各国唯有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通力协作,才能加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第三,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展现出新特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美好追求,譬如消除贫困、追求自由、实现和平。这些美好追求的实现有赖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力,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分阶段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环境和不同社会阶段,人类社会发展会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历史给每一代人提供了不同的舞台、赋予了不同的使命,这使得发展新理念、形成新思想、追求新目标成为可能。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是当下人类社会发展中新的普遍价值诉求和共同奋斗目标。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要渊源

   

   任何现实理论都是古往今来各种思想资源融通交汇的结果。新时期的理论创新尤须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理论资源三种思想源流。无论是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还是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基本原则。(19)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它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本色,继承并发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理念,辩证吸收了当代全球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精华,是扎根中国又面向世界、立足当下又放眼未来的重大理论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集中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治国理政的智慧,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它包含着许多为全人类所共同遵循的普遍性的生存智慧,思考与表达了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20)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历久弥新。其中,源远流长的“和”文化更是蕴藏着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谐共生的安全观、义利合一的发展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21)其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外交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第一,“协和万邦”的世界主义。不同文明的世界主义思想,为当下国际社会理性认识和处理民族国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示。中华文明的世界主义思想源自西周时期的“礼治”。这种礼乐文化迥异于其他宗教性的早期文明,以其鲜明的世俗性精神奠定了后世历代中国思想的重要传统。仁礼之道成为中华文明世界主义思想的最初追求,“天下为公”和“讲信修睦”则是这种追求的生动表达。(22)“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23)这集中展现了中华世俗政治理念的内在逻辑及其价值诉求。它深刻点明了如何实现协和万邦、时世太平的理想目标:必须先把自己宗族治理好,继而把国家治理好,进而使各国团结起来成为不可分割的、共同推进的整体。

   中华文明秉持的“协和万邦”的世界主义思想有着世俗他律、内向外化的鲜明特征,是中国“和”文化在对外关系上的经典映射。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讲信修睦、协和万邦作为对外关系的宗旨,并使其成为周边外交的基本内容。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使讲信修睦、友好合作的薪火世代传承,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增添了靓丽色彩。(24)

   第二,“和合共生”的安全智慧。和合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有着超强的生命力与深远的影响力。自甲骨文、金文时期起,推崇“和合”的境界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至近代思想解放,和合文化绵延不断,(25)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与民族特性。“和合共生”作为中华民族推崇“和合”境界的更深刻表达,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哲学。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史就是不同部族持续“和合共生”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对外交往史则是“和合共生”理念指导下缔造并维持共生安全体系的历史。(26)东亚国际体系得以维持“长和平”的历史事实,也意味着一种共生型国际体系是可能的,(27)展现了中华民族“和合共生”的安全智慧的独特魅力。

   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自古就倡导并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之道,推崇“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和平思想。这些思想已深嵌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28)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的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29)

   第三,“义利合一”的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总钥匙,但如何才能正确把握这把“钥匙”的使用办法却始终是不同文明在不同时期面临的重大考验。中国自古以来就倡导正确和辩证统一的义利观,把“义利合一”作为推动发展的价值准绳。儒家把义利之说视为第一要义,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30)从孔子的“见利思义”,(31)到孟子的“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32)及至荀子的“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33)这些早期思想为后世儒家义利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塑造了中国绵延不断的“义”文化。尽管一直以来人们对“义利”问题也不乏争议,但正确的义利观始终在中国传统美德中占有高位。它不仅是中国人推崇的为人经商的理想标准,还深刻影响了历代王朝的治国理政之道。

   不当的发展观往往会加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冲突。因此,中国自古就追求公平与正义,主张为政者要“务张其义”,秉持正确的发展理念。“小康”“大同”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曾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只有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我们才能不断接近理想境界,破解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与难题。

   第四,“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区域创造了不同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早期文明之一,能够绵延五千多年长盛不衰,从根本上是得益于成功的文明相处之道。中华文明注重在各种文明的相互影响中融合演进,逐步形成富有东方智慧的兼收并蓄、和谐交往的文明观。“海纳百川”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包容互鉴、博采众长的品质,使中华文明得以历久弥新,总能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和而不同”则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中华文明得以屹立于变化不断、纷争不息的多元世界。儒家强调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并不仅限于一般的人际相处,(34)而是放眼于整个大千世界。“和而不同”从根本上承认并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同时又明确了多样性事物的内在统一。

   历史上,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始终在和其他学说竞争互鉴,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和而不同”精神的生动写照。这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延续、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文化的长期融合发展、对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总体良性互动关系的维持,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5)

   第五,“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除了有赖于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与完善,还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关系变迁的历史。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曾经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但凡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胜利、不尊重并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文明,无不遭到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和惩罚。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上,中华文明有着深刻认识,其中道家和儒家最为典型。老子突破神道、祖训的束缚,革命性地提出“道法自然”的哲学命题,以此统摄天、地、人及至整个宇宙的运行规律。(36)庄子最先阐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其之后又被董仲舒发展成为“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传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7)这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协调相生关系的智慧。

   在改造自然的进程中,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对中庸之道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讲究正德、利用、厚生三原则协调而行。(38)“正德”,即尊重天地生养万物之道。“利用”即以仁爱之心,坚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厚生”即以恩泽之心,做到涵润万物、厚植自然。这种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为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导,也为当今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提供了有益启迪。

   (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坚持加强思想建设这一基本原则,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了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持续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第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共同体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是通过共同体形式组织起来。因此,没有共同体,就没有人类社会本身;没有理想的共同体,也就没有人类理想的社会形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人的本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没有发生异化的阶段、异化阶段和异化被扬弃这三个阶段,开始探索理想的共同体形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共同体的形式及其演进做出了历史性阐述,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三个阶段,指出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共同体的虚假性,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使国家成为一种虚假的、外在于个人的抽象共同体。(39)至此,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基本成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形态,丰富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解。(40)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设想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的共同体形式。他始终强调共同体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人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前提,以严密的逻辑探求了一个可以保障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41)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对我们理解并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指导,并激励人们结合时代条件为之奋斗,共同创造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家与革命家的经典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源自《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后来又拓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主张用“世界革命”缔造一个全新的世界。(42)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开始淡化意识形态纷争和社会制度对抗,主张顺应时代潮流打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43)可以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引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19—20世纪重要的世界性运动,不仅成功迫使资本主义不断自我调整,而且还指引着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变革与完善。

   二战结束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有力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但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也引发了人们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深刻反思。进入21世纪,“大国责任”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最新表达。它意味着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国际主义是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对外关系中不可动摇的根基,既体现了中国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愿望,也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期待。

   (三)新中国外交战略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政策息息相关,是在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主张的和平共处原则与和平发展道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江泽民阐发的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胡锦涛倡导的建设和谐世界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先声。这些战略理念和政策主张一脉相承,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启迪。

   第一,和平共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面临严峻的冷战国际环境。从最初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孤立、军事围堵与经济封锁,到后来由于苏联霸权主义而导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毛泽东也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适合中国需要长期和平环境的国情,也适合亚非大多数国家的情况。(4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5)这五项原则得到印度和缅甸政府的共同倡导,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赞同。1955年4月,万隆会议各国共同倡导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其中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对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贡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赋予这些宗旨和原则以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容,这既代表了亚洲国家对国际关系的新期待,也体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精神。历史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力地推动了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事业的蓬勃发展,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新形势下,其精神历久弥新,其意义历久弥深,其作用历久弥坚。(46)

   第二,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明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入宪法,使其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中国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坚定宣示。1954年4月,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不懈努力,让世界看到了与西方国家妖魔化的完全不同的新中国形象,展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外交风格和和平外交魅力。近70年来,中国始终一边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一边坚持辩证思维与原则底线。一方面,和平有助于中国和世界的顺利发展,发展有助于中国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会放弃自身的正当权益、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47)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必然兼顾和平发展与国家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西方舆论鼓噪“中国威胁论”和国强必霸,蓄意给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制造阻力和压力。面对新的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习近平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核心内容,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48)推动各国与中国一起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第三,国际新秩序观。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最初是发展中国家的主张。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兴起,20世纪50—6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增强了世界和平的力量,促进了多极化的发展。1974年4月,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共同推动联合国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使得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但是,由于南北对话陷入僵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中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始终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所做的努力。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念。他着眼于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新情况,认为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也就是说,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49)

   在冷战终结后的世纪之交,江泽民继续发展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提出要“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50)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中国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念明确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自的使命与责任,摆脱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强调各国应不分大小强弱彼此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深化了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内涵。当前打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仍在继续,与世界的多极化并道而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劲动力。

   第四,和谐世界理念。进入21世纪以来,为破解自身发展难题与全球发展失衡,推动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向而行,胡锦涛提出了站在全球秩序高度的和谐世界理念,致力于改善全球政治伦理与国际秩序准则。2005年4月,在雅加达的亚非峰会上,胡锦涛首次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和谐世界理念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51)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52)“和谐世界”的理念明确表明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共同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美好目标,同时构建和谐世界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辅相成。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和谐世界理念所包含的国际政治观、全球安全观、全球经济观、世界文明观、自然生态观等内容,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框架。其包含的国际和平与合作思想,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基石。

   (四)当代全球政治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产生也深受当代全球政治理念的影响,是对现有各种共同体理念的继承发展和推陈出新。全球治理、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与实践,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借鉴。

   第一,共同体理念。共同体理念在西方社会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学理基础,其基本意义为若干行为体为某种共同目标而结成的联合体。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社会就没有停止有关“共同体”理念的探讨与实践。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基督教的神的共同体、世俗国家的王的共同体、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共同体,及至启蒙运动以来的契约共同体,共同构成了西方社会在共同体实践上绵延不断的历史脉络。在现代西方共同体思想中,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把共同体划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种形式,以此反映人类社会的共同体从低级到高级的动态演进过程。(53)自二战结束以来,共同体一词的使用更为广泛。这些共同体理念基本可以分为功能性和地区性两类:第一类关注在具体问题领域内的联合,如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智慧共同体等;第二类则重视区域层面的联合,如欧洲共同体、东非共同体和加勒比共同体等。(54)这些理念与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进程,使各国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第二,全球治理理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全球性挑战的增多,全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其强调非权威性、多边参与、多元主体、平等互动等原则,促使人们对关涉各国及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给予更多关注,推动国际社会就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领域和重要议题展开更灵活、更有效的国际合作。全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与善治在全球层面的延伸,虽然给各国的国家治理带来了冲击和压力,但也促使各国更加重视治理的现代化,实现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55)不过,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仍为西方大国所主导,本质上还是霸权治理,并非真正的全球共同治理。随着全球治理陷入制度困境、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全球善治全球协商共治等新理念成为评判全球治理的重要价值规范,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益思路。

   第三,全球发展理念。二战结束后,发展问题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但在冷战期间,全球发展议题受西方国家主导,服务于美国冷战战略的需要。最初的全球发展理念基本上承袭了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主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把国际发展援助作为主要手段。国际发展援助在20世纪60—70年代主打经济增长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则力推新自由主义。残酷的事实表明,单一的经济维度、片面的外在援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难题,反而不同程度地恶化了其发展环境,导致日趋严重的南北和国内贫富差距。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逐步取得了全球发展议程的主导权,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全球发展新理念被广为接受,推动了全球发展治理向真正的全球治理转变。(56)但是全球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化并没有立即改善全球发展失衡的局面。因此,探索解决全球发展失衡的治理之道一方面仍然是对当前国际社会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探索共同繁荣、普惠均衡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机遇和空间。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与特征

   

   虽然共同体一词并非中国首创,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阐述和全面升华、由普通的学术话语转变为重要的政治理念、进而获得全世界的认同,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艰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所取得的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便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反映出它具有重大的理论与战略意义。自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就被纳入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核心,是习近平对外战略思想体系中的顶层设计,也是其不断完善的世界秩序观。随后,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场合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借以引领世界秩序变革并占据重塑世界秩序的制高点,切实推进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的划时代创新。至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实质和概念内涵一直在不断发展和丰富。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人类既顺应历史又立足当下,不断超越自身、超越国界、超越文明,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发展的。这一思想引领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把现实世界与美好未来的辩证统一、地理范围与问题领域的兼容超越、传统领域与全球公域的统筹构建、统一性与多样性世界的包容关怀、自我发展与共同发展的整体推进融为一体,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第一,持久和平。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消弭战争、永久和平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习近平立足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的实际,着眼世界政治格局与大国战略关系的重要变化,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描绘了持久和平的世界,强调把国与国的交往新路作为抓手,在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全球伙伴关系上共同努力。这一思想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推动了永久和平论的创新发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更大贡献的神圣使命感。中国将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发展壮大必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壮大。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57)

   第二,普遍安全。安全是世界各国乃至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纵观历史,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绝对安全,排他性的安全终究不可持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破解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关键不是增强安全力量,而是转变安全观念。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新形势不仅呼唤新的发展观、改革观,还需要新的安全观。(58)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眼全球安全格局与地区安全局势的重大变化,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描绘了普遍安全的世界,强调把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统筹起来,在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上不懈努力。中国将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改善周边安全环境,同时倡导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的国际安全合作,超越传统的对抗性、排他性的安全共同体。普遍安全理念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安全联盟和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还推动了集体安全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三,共同繁荣。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美好追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推动了全球减贫进程,但也扩大了国际社会的贫富差距,消除全球极端贫困仍然任重道远。习近平立足世界经济增长低迷、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实际,抓住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通的本质,承担起了“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的大国担当。(59)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描绘了共同繁荣的世界,强调把共同繁荣与共同富裕统筹起来,在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经济发展上持续努力。一方面,中国将继续深化新发展理念,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另一方面,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着眼世界经济与全球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全球经济新结构。(60)

   第四,开放包容。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61)任何自我中心主义或种族优越思想都只会给人类文明带来冲突和灾难。习近平立足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历史常态,着眼全球化对人类文明交流的深刻影响,继承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优良传统,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描绘了开放包容的世界,强调把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的发展统一起来,在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上不断努力。这意味着,中国将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上,为增强世界文明多样性注入强大能量,为推进世界文明交流做出积极贡献,共同创造一个开放包容、丰富多彩的全球文明体系。这种全新的全球整体文明观,超越了狭隘的文明中心主义,对消解文明冲突、促进文明交流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第五,清洁美丽。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后者在根本上必须以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历史表明,人类文明的兴衰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习近平立足近代以来工业文明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着眼现代工业社会对自然生态造成的深刻影响,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积极谋划。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描绘了清洁美丽的世界,强调把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协调起来,在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建设上不懈努力。这一思想继承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优良传统,契合了当今世界对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的强烈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秩序,也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国与世界各国都亟待把经济、社会、环境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更加注重全球生态建设,不断推动全球生态合作。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特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积极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代表了历史进步、时代潮流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作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这突出表现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广泛的全球共识、深厚的价值基础、重大的价值超越以及深刻的哲学意涵。

   第一,鲜明的中国特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华文明智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它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尤其是“和”文化的精神基因。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和”文化蕴藏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它将传统智慧与时代潮流相结合,使中华文明智慧在实现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构建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62)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的国家自信、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二,广泛的全球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思想渊源与当代全球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直面全球化时代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共同体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而且贯穿于世界哲学社会科学,是当代各种共同体实践的重要思想来源,在不同的社会文明中具有广泛而坚实的思想与实践基础。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的新形势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恰逢其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当其时。它给出了共同解决复杂问题的答案,勾勒了共同通向美好未来的蓝图,为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世界描绘了清晰的路线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载入联合国正式决议,表明了中国理念对世界发展走向的塑造力与号召力,反映出中国理念正获得全世界的认同而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标志着中国理念逐渐占据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63)它首倡于中国但属于世界,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更因凝聚各种文明的共同智慧而形成了广泛的全球共识。

   第三,深厚的价值基础。国际社会正面临日趋严峻的挑战,这一现实也在呼唤能够应对共同挑战的新型全球价值观。西方国家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在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扩张。它暗含着单一化的粗暴逻辑,严重威胁了文明多样性这一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不同文明融合生成的价值共识,旨在寻求和倡导多元文明的最大公约数,共同塑造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把实现全人类的普惠价值作为重要目标,推动构建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有机统一的世界新秩序,促进新型全球价值观的形成与完善。这一新型全球价值观是真正从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其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64)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的现实,形成了“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意识,积淀了深厚的价值基础,必将开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篇章。

   第四,重大的价值超越。目前国际社会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各国的狭隘利益和短期需求,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国家中心主义特征。人类社会实践的新变化需要新的思想指引,人类共同体发展的新阶段需要新的理论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解人类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根本方法,顺应并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新趋势,既尊重了各国的差异性与世界多样性,又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纷争和地缘文明差异,展现了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65)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的历史超越、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系统超越以及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形成了生活逻辑驾驭资本逻辑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了公平合理的全球公共生活,促进了基于文化多样性的普遍文化进步。(66)

   第五,深刻的哲学意蕴。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67)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精神成果兼收并蓄、融合创新的共同精神财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社会共同体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解,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在本体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坚持理想的共同体形式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本质追求,突破血缘、地缘及一般精神形式的束缚,真正立足于每一个人的发展与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之上。在认识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传统的二元思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主体间性、和合共生等开放包容、整体联动、积极能动的思维推动世界由相互依存升华为和谐共存。在方法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实践观,着力解决理想与现实、阶段与目标等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实现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融合统一。

   

   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与路径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人类利益的共同性日益凸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加深,但是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世界各国的同频共振。面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必然伴随各种风险和挑战。各国只有遵循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才能让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变为现实。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

   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奋斗的过程。世界各国只有真正从全人类的长远利益考虑,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摈弃文明歧视,才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68)

   第一,《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自创建以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繁荣与发展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了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作为中心协调各国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四大宗旨,强调应遵循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七项原则。当今世界的各种对抗和不公,在很大程度上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的结果。(69)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是要把国家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忠实履行义务等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切实落实到全球治理进程中。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在止战维和中的核心作用,有助于推动各国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共同营造公道正义的安全格局。(70)在国际事务中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原则,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制度保障,有利于巩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制度基础。

   第二,共商共建共享。国际发展合作是推动全球发展的基本方式,在全球发展治理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全球发展议程,强调“托底”式的发展目标、“道德规范”式的援助条件和“经济增长”式的发展内涵,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自主性与主观能动性。这种国际发展合作既缺乏公平公正,也难以持久推进。随着联合国取得全球发展议程的主导权,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开始朝着更加均衡、兼顾政策自主性与议程约束力、统筹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全球发展失衡不断加剧的现实表明,既有全球治理合作仍然存在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对扩大共识、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高度凝练,有利于探索全球治理合作的新模式。(71)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际上就是把和而不同、平等对话、合作共赢等重要理念贯穿于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尤其是区域和跨区域合作层面。凝聚合作共识、夯实合作基础、抓牢合作主线、维系合作友谊、共享合作成果,这些主张既展示了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合作逻辑,更为世界各国贡献了探索人类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中国智慧。

   第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促使利益相关方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凝聚各方共识至关重要。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本身缺乏法律约束力,但其确立的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内的五项重要原则(72)却对全球治理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既充分尊重各国的发展需求和国家能力差异,也严格规定各国的应担责任和应尽义务,从根本上兼顾了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全球共同责任,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促进行动。它并不意味着某些国家不必为推动全球治理合作做出贡献,或是享有某种免责权。相反,它体现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和发展要求得到了国际社会更公平、更适当的对待。(73)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坚持这一原则,本身就是国际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有利于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第四,整体文明观。当今世界的不同文明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74)日益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蕴含着人类智慧,都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并从中汲取营养。(7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应该遵循多种文明并存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不是追求某种“普世文明”的一统天下。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76)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文明的全球和整体性,要求各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重新审视不同文明的相处之道和全人类的发展之道,使人类真正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国应当坚持整体文明观,把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视为休戚与共的整体,把人、自然与社会视为和谐共生的整体,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把利益、责任和命运视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只有这样,世界各国才能自觉地共同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五,可持续发展。自1987年被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第一次系统阐述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77)虽然可持续发展最初主要针对环境问题,但现在其内涵已被拓展为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各领域协调发展的系统性概念。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峰会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推进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理念和原则,指导并推动了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治理的深化。尽管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存在差异,但对可持续发展所包含的公平性、持续性和共同性原则却有着普遍的高度认同。公平性原则强调同代人、代际间、区域间的机会和利益均等。持续性原则侧重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注重发展与节制的辩证统一。共同性原则突出了人类家园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从全球角度看待发展问题。因此,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就是强调人类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内在地包含了人类永续发展的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推进自我发展与共同发展的基本内涵一脉相承。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虽然既有挑战并不能阻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世界发展的前进方向,但只有将建设细化实化,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主张各国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强调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78)因此,各国应该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路径,从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普遍安全、全球发展治理、世界文化交流和全球生态治理等方面着力做出努力。

   第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日益紧张的国际政治局势凸显了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意义。没有国际政治局势的稳定,就没有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了维护自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最终形成了“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格局,有力地推进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为使全球合作更加深入顺畅,中国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进一步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79)

   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8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任务是维护大国关系的稳定,建设中美、中俄、中欧等新型大国关系,确保大国间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大国关系处于深度调整时期的当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为世界和平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基础。

   第二,打造全球普遍安全格局。脆弱的国际安全环境反映了构建普遍安全的紧迫诉求。在相互依存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全球的普遍安全,就不可能有世界各国的持久安全。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爆发了诸多冲突和矛盾,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这反映了传统国际安全机制存在严重弊端。但西方国家仍固守对抗性和排他性的军事联盟传统,给建设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制造障碍。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疾病传播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这又暴露了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的弊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理念之一就是倡导各方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更包容、更灵活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推动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缓和大国间的安全困境。(81)

   面对当前世界的安全挑战,各国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82)因此,中国始终强调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权威作用,坚持公道正义、共商共建的原则,统筹维护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积极推动国际安全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广泛参与全球热点问题和地区冲突的解决,围绕维和行动、打击跨国犯罪、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等全球安全治理议题积极开展多边合作,并将核安全作为重要议题纳入国际安全合作议程。(83)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转型方面,中国发挥着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同时继续加强在金融、网络、粮食、能源等既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体制机制建设,积极探索深海、极地、外空等新兴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规则制定,为实现普遍安全探索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

   第三,推进全球发展治理进程。不平等的全球发展态势体现了实现共同繁荣的价值所在。没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更不可能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共同繁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意味着兼顾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为开拓全球经济治理新局,各国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84)各国应该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协同联动,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85)这是中国主张的综合施策。

   推进平衡普惠的全球发展治理,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在具体行动上,要以新型全球经济治理观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逐步恢复全球经济活力。继续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并贯彻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探索推动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全球治理新模式。切实推进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减贫与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兼顾消除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难题与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努力消除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引导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担负起首要责任,优化国际发展援助机制,共同探索从更广泛领域综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合作。冲突频仍的全球文明关系反映了对开放包容的迫切需求。开放包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理念,意味着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历史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进步和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交流互鉴能够消除歧视、发展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根发芽创造有利条件。为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习近平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8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秉持文明多彩、文明平等和文明包容的态度,坚持文明交流、文明互鉴和文明共存的原则。要建设一个真正“和而不同”的世界,必须加强各国、各宗教信仰之间的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年之间的国际文化交流。通过文化事业建设不断增强各文明自身的文化自信,进而带动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全球文明观培育并引导积极的全球公民意识,以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塑造积极的全球价值观。所有这些努力都将促进世界各国尊重彼此制度模式、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并把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第五,加强全球生态治理。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问题反映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紧迫性。没有一定的自然环境基础,就不可能存在人类社会本身,更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清洁美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生态治理美好追求的朴素表达,蕴含着深远的理论与战略意义。历史表明,人类社会要想保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并走向美好未来,必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历来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问题,也是文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尊崇自然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前提基础和外在条件,绿色发展则可以使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效用实现最大化。

   为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进尊崇自然、绿色发展原则下的全球生态治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清洁美丽的必由之路。要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大计和全球生态安全的高度建设生态文明,(87)通过深化全球气候合作推动全球生态治理进程,逐步恢复全球生态活力。继续推进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利用的国际合作,共同探索推动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清洁能源发展新模式。(88)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分享实施并推广绿色发展的经验。敦促发达国家担负起绿色发展的首要责任,引导各国切实履行国家自主贡献的承诺,共同推动全球走好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五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贡献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向何处去”已成为时代之问。(89)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全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并从长远利益出发,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相结合,把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相结合,正引领中国与世界朝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对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对开创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90)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问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卷的系统回答,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需要长期和平环境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确实面临着更大挑战,为中国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战略任务也更为艰巨。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与实施以来,中国深入展开了全方位外交布局,维持了周边环境的总体稳定,在打造新型大国关系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也在不断加强,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重要内容,将继续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树立光辉旗帜。中国虽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外交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和根本利益。纵观历史,新中国外交自创立至今始终不渝地服务于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事业。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党的十九大科学把握当今国际形势新变化,着眼当代中国发展新要求,深刻思考人类发展前途命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外交新思想新理论新战略,深化了全党全国对新型大国外交的规律性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集中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征,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与各国共同努力的大方向。它表明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自身的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相连,明确了中国外交为民族复兴尽责、为人类进步担当的重要使命,使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站在了当今时代发展潮流的前列和国际道义的制高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好地肩负新使命、展现新作为,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第三,为全球治理变革确立根本方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全球治理价值体系不完善、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主权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式霸权主义治理存在负面影响等弊端更为凸显,使得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91)为了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心愿更加强烈,对全球协商共治的需求也更为迫切。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9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世纪新时期全球治理变革的中国方略。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反映出中国为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提供了新思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表明习近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为维护世界安全稳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力量;(93)坚持“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积极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94)遵循以“和而不同”为精神内核、以“正确义利观”为重要内容的国际交往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新中国外交的优良品格,为各文明和谐共存做出了表率;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核心的生态理念和绿色导向的生态发展观,反映出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指明了根本方向。

   第四,为国际秩序变革贡献中国方案。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95)世界需要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世界事务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96)中国有资格有能力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正如习近平指出,回首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97)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一直是各国人民的目标。历史表明,国际秩序变革之所以会带来各种不确定性,从根本上说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结果。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国际新秩序,表明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通过和平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并把国际秩序变革进程中潜藏的不确定性因素和不稳定性风险降到最低。因此,中国将遵循“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摒弃零和对抗思维,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尤其是促进大国之间的沟通协调,避免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冲突与对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秩序变革的中国方案,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和国际秩序观的创新,为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第五,为人类社会发展描绘美好未来。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98)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将来的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好的最高理想。”(99)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是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历史性升华。它是理想的社会共同体形态,是全人类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望。尽管人类社会在根本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但这种联系和依存更多地处于自在而不自为、自为但不自觉的消极状态。只有随着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才能逐步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阶段。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这已成为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型的全球整体文明观,连接起历史脉络、时代潮流与未来趋势,充分展现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也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描绘了美好蓝图,为凝聚国际社会共同奋斗的全球共识、激励各国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的意见,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0页。

   ④《从“国家”到“强国”,一字之变深意何在?》,载《新华每日电讯》,2017年10月25日。

   ⑤中国语境中的“近代”特指184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近代史当中的“近代”。

   ⑥《贡献中国智慧 促进和平发展》,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5日。

   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0页。

   ⑧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0页。

   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刘新成译:《现代世界体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⑩参见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林华、曹爱琴译:《世界新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11)袁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美国与世界新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12)王明国:《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与机制融合的前景》,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5期,第16—27页。

   (13)吴志成、吴宇、吴宗敏:《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剖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6期,第10—19页。

   (14)"Security Report 2017:Post-Truth,Post-West,Post-Order?"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https://www.securityconference.de/en/discussion/munich-security-report/,访问时间:2017年9月28日。

   (15)《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

   (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0页。

   (17)《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

   (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8页。

   (1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20)井琪、崔先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体会之九十》,载《前线》,2015年第7期,第43—46页。

   (21)《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

   (22)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23)语出《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24)《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8日。

   (25)《和合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访寒山寺住持秋爽法师》,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6日。

   (26)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4—19页。

   (27)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建构新型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4—19页。

   (28)倪世雄:《习近平“和合”外交思想》,载《人民论坛》,2015年第19期,第36—39页。

   (29)《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载《光明日报》,2013年1月30日。

   (30)《论语·增广贤文》。

   (31)《论语·问宪》。

   (32)《孟子·尽心上》。

   (33)《荀子·大略》。

   (34)《论语·子路》。

   (35)《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36)《道德经》。

   (37)《中庸》。

   (38)即“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语出《尚书·大禹谟》。

   (39)高石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意蕴研究》,载《求实》,2015年第6期,第4—10页。

   (40)洪光东:《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第23—26页。

   (41)臧峰宇:《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25日。

   (42)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第21—27页。

   (43)唐志君:《新国际主义理念与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第48—50页。

   (44)《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187页。

   (45)逄先知等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46)《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

   (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249页。

   (48)《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4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50)《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51)《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全文)》,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674909/t201988.shtml,访问时间:2017年9月28日。

   (5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53)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5页。

   (54)杨洁勉:《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求是》,2016年第1期,第60—62页。

   (55)参见蔡拓:《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5—14页;刘贞晔:《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思想渊源与现实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36—46页。

   (56)谢来辉:《从“扭曲的全球治理”到“真正的全球治理”——全球发展治理的转变》,载《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2期,第2—13页。

   (5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49页。

   (58)贾立政:《习近平新国家安全观》,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16期,第14—15页。

   (59)《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60)Sun Weidong,"Build New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 of Openness,Inclusiveness,Equilibrium and Universal Benefits," The News International,January 30,2017.

   (61)《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62)《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63)《中国理念赢得世界认同》,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7月10日。

   (64)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载《求是》,2013年第4期,第53—55页。

   (65)杨洁勉:《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求是》,2016年第1期,第60—62页。

   (66)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超越》,载《光明日报》,2017年9月23日。

   (67)《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载《光明日报》,2014年3月28日。

   (68)《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69)《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70)《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71)吴志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球善治贡献中国智慧》,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22日。

   (72)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http://unfcce.int/files/essential_background/background_publications_htmlpdf/application/pdf/conveng.pdf,访问时间:2017年9月28日。

   (73)《共同开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时代”为中欧关系全面推进注入新动力》,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9日。

   (74)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载《群言》,2005年第1期,第17—20页。

   (75)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下)》,载《群言》,2005年第2期,第13—16页。

   (76)《迈向命运共同体 共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77)参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78)《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7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8页。

   (8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9—60页。

   (81)李东燕:《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40—54、158页。

   (8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9页。

   (83)《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 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16年4月3日。

   (8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9页。

   (85)《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8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9页。

   (8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24页。

   (88)《习近平向第七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和“创新使命”部长级会议致贺信》,载《人民日报》,2016年6月3日。

   (89)《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十九大的世界意义》,载《新华每日电讯》,2017年10月24日。

   (9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5页。

   (91)吴志成、迟永:《“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载《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80—85页。

   (92)《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93)《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载《新华每日电讯》,2017年9月27日。

   (94)《平等、开放、合作、共享,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载《人民日报》,2016年9月18日。

   (95)《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96)《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97)《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9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7页。

   (9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