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葡萄牙、西班牙殖民“掠夺式”的1.0版、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英国等“列强殖民掠夺+不平等商贸式”的2.0版;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美国为首富人俱乐部垄断资本输出式”的3.0版后,正在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为主要特征的4.0版本升级。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升级中要定位好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引导者的角色,积极应对并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霸权主义国际权力观的掣肘、文化差异形成的价值观鸿沟和国际利益不均衡等困境;认为中国的对策一是选择渐进式改良路径,二是进一步用好外交舞台,三是做大做强“一带一路”,四是积极倡导量力而行。

   关 键 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新秩序  中国角色定位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China's role orientation

   作者简介:卢黎歌(1953- ),男,湖北赤壁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西安 710049;隋牧蓉,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049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一改往届政府的做法,采取了逆全球化的选项。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民粹主义抬头之际,美国不顾中国的再三劝告,不断地加剧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表明了其逆全球化的决心和行动。面对经济全球化受到的冲击,国际不同利益集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秩序治理有着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深刻变化,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对处于十字路口的人类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具有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做贡献的重要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具有导向性影响,对中国如何应对世界经济走势具有指标性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演进的三阶段

   

   人类早期的经济活动就其区域而言,最初主要限于本国。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尤其是交通工具的发展,使人类有了远程商贸的可能。中国的古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西方的古希腊跨国商贸往来,都是人类力图打破地域束缚、扩大经济活动范围、延伸经济末端的努力与探索。虽然这些活动也具有“全球化”的形态或者雏形,但是在现代人眼里,这些都可能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因为这些活动在人类当时的经济活动总格局中,其分量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称得上经济全球化的,应从15世纪西方的殖民探险及其对世界的瓜分活动开始。经济全球化及其演进一直是多学科领域的焦点问题,学界成果颇多。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当今发展阶段和态势的判断,从经济学的视角,学者们的看法趋于一致。即当前经济全球化并没有逆转[1],也不可能逆转[2];虽然处于调整放缓期[3],或者说进入低潮[4],甚至认为其发生转型或重构[5],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2];从全球看,支持和推动全球化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5]。对于经济全球化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碚教授的观点非常经典。他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角度将经济全球化划分为三个时代。具体为: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为经济全球化1.0时代;从20世纪中叶直到当代,是经济全球化2.0时代;当前,则是世界正在兴起的经济全球化3.0时代[6]。经济史学家们通常也把经济全球化概括为两次浪潮,普遍认为,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开始于1820年前后,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基本的标志是大宗商品的国际统一价格趋于形成;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成熟标志为新的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乃至已经建立起协调各国关系的组织系统[5]。

   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经过美国的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政策影响,在曲折和放缓发展中不断升级。依据经济全球化的实现途径和方式,笔者将经济全球化分为4个版本: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殖民“掠夺式”的经济全球化,为1.0版;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等“列强殖民掠夺+不平等商贸式”的经济全球化,为2.0版;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美国为首富人俱乐部垄断资本输出式的”经济全球化,为3.0版。现在人类社会则正开始向新型经济全球化4.0版演进。

   (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1.0版经济全球化①

   15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利用了其地处大西洋沿岸的便利条件,以及丰富的航海知识和先进的航海技术的先发优势,开始了武力征服为主要手段的对外扩张,使其经济活动越出了本国的区域,并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世界经济格局和走势。1415年,葡萄牙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地区;1493年,西班牙占领爱斯班诺尔。到16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已建立起各自殖民帝国的基本轮廓。此时,西方资本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

   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国内生产的商品数量无法满足与殖民地进行贸易的需要,因而武力征服成了其对外扩张的主要手段,掠夺财富成了增强国力的主要手段。葡萄牙、西班牙两国殖民者为了掠夺黄金白银等财富,使用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是武装占领、暴力掠夺,辅之以奴隶买卖、海外移民、欺诈性的贸易等手段。由于当时这两个国家还属于封建性质社会,他们掠夺的财富没有化为本国资本,而主要用于封建主的奢侈享乐,国力的提升并不十分显著。后来荷兰等国的发展,也主要以掠夺殖民地现有财富和攫取殖民地的特产为手段建立起霸权,殖民地遍及海外各地,在17世纪殖民扩展中逐渐称雄欧洲。

   显然,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殖民掠夺。

   (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2.0版经济全球化

   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衰败,英国在世界迅速崛起。18世纪中叶,英国的殖民地已遍布除南极洲外的六大洲,鼎盛时期形成了日不落大英帝国。此时,英国具备了能长时期称霸世界的条件。作为一个岛国,英国的地理因素使大陆封建帝国难以对它实施进攻;现成的远洋商队和海盗成为组建海军的来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在英国实现了完美结合,决定性因素则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创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强调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该书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和宽松的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有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②这一理论成为改变世界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先声。随着市场经济基础的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英国政府逐渐减弱了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英国起初并没有殖民地,但随着其国力的强大,对外扩张成为其必然选择;对殖民地的经济是放手让商人去操作,政府极少插手,经营方式是诸如东印度公司之类的公司制。

   这一时期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不仅沿袭了殖民掠夺手段,还采取了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自由贸易”手段。中国人民熟知并痛心疾首的中英鸦片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19世纪上叶的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公司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获取暴利,以“贸易交换”方式掠夺了我国大量的丝绸、茶叶、黄金、白银等财富。清政府采取闭关措施,通过只允许授权的广州十三行进行海外贸易,以限制“鸦片贸易”。军事上占有极大优势的英国政府,采取了通过战争逼清政府就范的强盗措施。“自由贸易”并不自由。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以英为首的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出让国家主权,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由此可见,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2.0版经济全球化是列强以坚船利炮为后盾,以殖民掠夺加不平等商贸为主要特征的。

   (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3.0版经济全球化

   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生产能力的扩大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走向生产集中和垄断,垄断组织的统治成为经济生活的基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经济大危机,而英国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提出的经济思想被认为是解决大危机的救世良方。凯恩斯主义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认为,国家可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有统治地位。国家介入经济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同时,由于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1947年10月30日,为解决复杂的国际经济问题,美国等23个国家政府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缔结了政府间有关关税和贸易规则的“多边国际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其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削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世界出现了物价高涨和大量失业并存的滞胀危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阐发的理论却无法做出自圆其说的解释。作为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一种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由此成了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经济思想。

   新自由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该理论以“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强调开放国际市场,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相比较于古典自由主义,它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在撒切尔任英国首相、里根任美国总统期间,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并在国内外得到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是它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贸易壁垒,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7]。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助推下,经济全球化得到进一步发展。1994年4月15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取代了成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中国经过长达14年的艰辛谈判,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成为第143个成员。WTO以其成员之众、影响之大,被誉为“经济联合国”,并引领着当代经济全球化。客观地讲,经济全球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中国加入WTO后,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虽然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也产生了种种新问题,但是进一步坚持和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升级与中国在其中的定位

   

   国际形势云谲波诡,当今世界的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世界多样化和多元化,不同文明、民族、宗教和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共处,在交流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从总体上看,当今国际形势的这些特征折射于经济全球化发展,则体现为经济全球化又一次遭遇全球治理体系失序的境遇[6],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均势”逻辑,则会推动其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向“合作共赢的全球化”的转型时期,我们把这一转型升级称为经济全球化从3.0版本向4.0版升级。目前,虽然我们还无法准确地预判今后的经济全球化是什么,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这样的转型和升级趋势在现实中已经很明显。我们也可以预判,今后的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并伴随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也将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对新的4.0版经济全球化形成产生导向性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升级是全球经济秩序重组的必然趋势

   3.0版本经济秩序不公的本质,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升级的根本动力。反经济全球化的声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时至今日,反全球化走向了逆全球化,主体从民间走向了西方某些官方,形式从思潮、抗议走向了西方某些政府决策。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进行分析,他们在“反什么”“逆什么”。笔者认为,按照现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概念,通常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商品、服务、生产等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且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然而,3.0版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资本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机会和利益高度集中于资本雄厚的少数发达西方国家。在“富人俱乐部”和少数新兴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并无起色甚至倒退。世界性的南北差距更加扩大,一些国家内部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形成了“马太效应”。因此可知,反全球化本质上不是反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以经济全球化为名的世界经济分配不公。

   对3.0版本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经济现状不满是推进经济全球化升级的直接动力。3.0版经济全球化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为起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的过程,是以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为目的而建立起的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很好地满足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实际利益,并不像他们自己描述的“成为了最大受害国”。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并没有按照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预设轨道运行,而是遵循了经济规律。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的利益,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胃口。反观中国通过全体人民的艰苦努力、奋力发展,充分利用了国内国际两个资源和两个市场,而且改革开放40周年取得的成果及发展进程也是发达国家始料未及的。于是便有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进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政策。

   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没有消极地“被全球化”,而是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遵循经济规律和世界秩序,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利用全球化提供的难得发展机遇,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用市场吸引外资,以弥补我国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制度,以弥补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落后的短板;发挥人力成本优势,以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又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正是巧借经济全球化之势,完成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8]。面对逆全球化思潮,中国的态度是坚定的,那就是“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9]。

   (二)中国在4.0版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定位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分量不断提升,以及中国对推进经济全球化、维护自由贸易的坚持,世界对中国在世界经济所发挥更大的作用越来越期待。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以及多个国际平台,我国在主场外交的平台上,已经初步显示出中国在4.0版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定位。

   1.中国的经济实力分量不容小觑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经济实力的比重是话语权的基础。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权重的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中国经历了从“积极争取参与”(经历14年谈判,加入WTO)到“有限参与”,再到“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艰难历程,终于迎来了走近经济舞台中心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2.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坚持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经济秩序重组、经济利益分配洗牌正在悄然进行中。然而,过去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指责他国搞贸易保护的西方某些国家,如今自己却“画地为牢”,构建贸易壁垒,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放任民粹主义绑架经济。处于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世界经济选择什么道路,将关系到人类命运和民众福祉。作为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旗帜鲜明地向世界亮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坚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0]。2018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表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维护自由贸易。”[11]

   “坚守”与“退群”,两种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选择的背后固然有经济利益起作用,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获得发展、美国经济衰退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既为“中国谋”,也为“世界谋”,坚持这一立场的背后,是中国对世界命运的责任与担当。而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发动贸易大战,则是出于狭隘自私的考虑,结果将会是损人而不利己。

   3.中国倡导和参与建设世界经济新秩序

   本文认为,4.0版的经济全球化将会在本质上有别于3.0版。中国将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指导下,参与建设世界经济新秩序;并且这一理念为世界经济秩序和模式的重构提供一种全新的选择。公平地谋求发展,是世界人民的人心所向,以经济全球化为手段谋求一己私利,则必定是不得人心的。虽然弱小国家在落单的状况下显得有心无力,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启示下,在中国的参与下,在全球经济形势的倒逼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会凝聚起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命运共同体,实现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为特征的4.0版新型经济全球化。

   

   三、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升级中的困境与应对

   

   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还是从世界多数国家和民众的意愿看,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为特征的4.0版新型经济全球化都是人类的最佳选择。但是从3.0向4.0版的升级,是一次未来经济利益分配的洗牌,会触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所面临的困难将是巨大的。正如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所说:“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如何分配。”[12]我们应该对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难题有足够清醒认识,预设应对之策。

   (一)经济全球化升级面临的困境

   1.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富人俱乐部”,尤其是守成霸主国,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必然会给经济全球化升级进程设置“拒马”。比如,2018年,美国无端挑起中美贸易战,并在谈判中出尔反尔、不断加戏。其重要的目的就是针对中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即中国制造2025,从而企图阻止我国经济进一步崛起,进而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升级。当既得利益集团感到重大利益受到致命危机的时候,不排除“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显然,和平是时代主题和人心所向,以军事战争手段阻止新兴大国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必定遭到当代国际社会的警惕和道义谴责。美国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新的“战争”形态显现。如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网络战、舆论战、文化战、心理战、国际组织战、国际规则制定权战,政治战,等等。其目的在于,使经济全球化按照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路线图运行。因此,国际社会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使命依然任重而道远。在经济全球化版本升级过程中,不仅“战争”形态不断翻新,手段也会多样化。同时,他们以“制度性权力”剥夺发展中国家共商的民主权力;制造不利于共建的舆论,影响共建主体成员的信心;制造贸易摩擦,影响共赢的效果;破坏共享原则,离间共建主体成员的团结。

   2.霸权主义国际权力观的掣肘

   现在世界是霸权主义与多极并存的世界。毋庸置疑,霸权主义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依然掌控着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虽然多极世界的兴起对霸权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但是霸权主义国际权力的影响力依旧是巨大的。霸权主义者是不会甘心轻易放弃他们手上的国际特权。霸权主义表现出的特征是“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弱我者存,强我者亡”。1994年,美国政府发表的《国家参与与扩展战略》提出了“国家参与与扩展”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制度,宣扬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世界民主自由力量的战略目标。一方面,是否“顺从”美国式民主制度、“普世价值观”;另一方面,是否认同美国的霸主地位,遵从其确立的美元为中心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成为美国区分敌友的标准。对于“逆我”之敌国,美国或者进行军事干涉、政治颠覆,或者实施“和平演变”西化分化。对于世界各国而言,美国只要感到“威胁”,就会采取遏制战略。美元石油的霸权一经形成,就容不得出现上海石油期货市场。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盟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也绝不放过,与其贸易摩擦20余年,直至把日本的发展势头扼制。在霸权主义国家看来,他们所拥有的国际特权是容不得挑战的。由于现实的国际社会依旧通行“实力更具优先权”,所以要改变这种现状,还需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共同努力。

   3.文化差异形成的价值观鸿沟

   应当说,现有的国际秩序对美国最有利。因为美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最大的发言权,在众多国际规则的制订中拥有决定权。但是,美国并不满足,坚持竞争而非合作是美国许多政客的价值选择。2017年,麦克·马斯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加里·科恩(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提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一个各方在经贸等多重领域竞争以求胜的世界。人们价值观的选择是无法超越文化的影响。世界多元的价值观如何形成“最大公约数”,而不走“文明冲突”之路,也并非能够一蹴而就。

   4.历史原因造成的悬殊差距

   人类社会的共建之路,起步于历史原因造成不公平的基础之上。世界各国不仅南北经济水平相差悬殊,而且经济建设的能力素质也千差万别,不平衡的基础更是矛盾滋生地。这就形成了共建的先天性缺陷,而且这一差距又加剧了利益困境的出现。

   5.国际社会的利益困境

   现实主义有两个假说基础,即无政府世界体系,自利国家行为体。此理论认为由于国际社会缺乏高于主权的权力中心,各个主权国家会基于“自我保存”伦理,都会极力争取或保护自身的特殊利益。这样不仅会出现学界热议的白搭车、相对收益考虑等现象,更会出现卢梭著名的“猎鹿困境”③。即国际社会中个别成员的短视自私非理性行为,可能导致国际社会的利益受损。

   (二)破解经济全球化困境的思想先导

   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是回应“世界怎么啦”所给出的“中国方案”。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强调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3]这是习近平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此后,习近平多次深入阐释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尤其是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主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习近平主张:“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9]对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倾向,习近平表明了中国的态度是:“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如果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9]习近平的一系列讲话,形成了系统而科学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为我们认识国际形势、把握发展规律、破解时代难题、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正确的立场。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获得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

   (三)应对经济全球化升级的对策

   笔者认为,中国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以促进和保障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前行。

   1.选择渐进式改良路径,有效防范和管控突变中的“转型陷阱”

   提出这一对策的依据是世界目前处于“不稳定不确定上升”的变化境遇之中。习近平在多种外交场合阐明,当前世界和世界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10]。现存的经济秩序,还是具有“霸权治理”的基本特征。它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和历史需要,现在这种模式正进入了式微状态。一方面,“霸权治理”者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霸权治理”的离心力也越来越大。虽然国际经济秩序改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选择什么样的改革路径却会产生大相径庭的后果。我们必须根据“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这一基本判断做出审慎的比较与选择。笔者认为,目前可供选择的改变路径有二:一种是“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的路径,而另一种是渐进式改良路径。“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是重构经济组织、经济规则的路径,存在着“转型陷阱”的问题。它会打破以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体的国际经济金融框架,导致国际经济混乱甚至“停摆”,其风险极大、成本极高。“休克疗法”的前车之鉴,是需要吸取的教训。渐进式改良路径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的当今世界,则是一条较为稳妥的选择。在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下采取渐进式改造,可控性大、风险性小;同时,保持战略定力,边博弈、边预测、边改进,既有战略性设计,又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战术,这在中国改革中已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这一路径也可能对霸权治理者和既得利益者有一个心理缓解和适应新形势的过程,力图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和掣肘。

   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最终趋势是建构合理的规制,走规则治理之路。我国可以在渐进中采用从关系治理走向规则治理、从地域治理走向全球治理的策略。在目前的形势下,广交朋友,扩大“朋友圈”“同心圆”,建立多层次的伙伴关系,以我党娴熟的“统一战线”思路和经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壮大“同盟军”。我们的理念、设想可以先在“关系圈”中沟通、实行,取得经验,通过示范效应获得世界认同。我们也在渐进的过程中提高我国的规则制定能力、议题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培养这方面的国际人才。

   2.以搭建“通”的桥梁为抓手,进一步用好外交舞台

   习近平曾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提出,要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建立互联互通[14]。破解世界难题的核心在于争取民心。民心的关键在价值认同。在价值多元的当今世界,不同的价值“运算”是必然的。我们要很细致地分析不同价值“运算”的依据,从价值“最大公约数”入手做好沟通工作。本文剖析美国2018年对华贸易战认为,尽管此前中国曾苦口婆心地讲“双方的经济相互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打贸易战“两败俱伤、损人不利己”的道理,而美国依然出尔反尔、我行我素。美国的“依据”何在?他们经过“运算”认为,中美两国多年的贸易形成逆差,对华贸易是“吃亏”的。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后抢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导致美国制造业不景气、失业人数增加、经济的衰退……我们要通过沟通,从其“运算”中找出他们的误算——中国名义顺差,但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华企业的贸易所形成的,而中国实际“入兜”的顺差要远远少于他们的计算。美国“入兜”而没入账的对华服务业收入等,使其口服心服,动摇打贸易战的信心和道义基础。同时,我们也要做好与美国长期“摩擦”的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我们的主观愿望是与大国关系秉承“不冲突不对抗”,走合作共赢之路的理念。但是美国如果不认可这样的理念,坚持把中国作为竞争战略对手,那我们也要运用中国智慧,让他们认识到一意孤行只会带来损人也损己的恶果,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欠发达国家,有的一方面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自我盘算的“猎鹿困境”。因此,我们要用好联合国舞台、多国外交舞台、主场外交舞台等,以习近平关于“五通”思想为指导,在沟通上下大功夫。

   3.做大做强“一带一路”倡议

   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走向,取决于世界多种力量的“矢量和”。各种利益集团也都在努力提方案、做动作,以引导有利于自己的走向出现。智者先谋、勇者先达。除了好的理念、方案外,抓紧行动、抢占先机是非常重要的。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和响应,也对一些发达国家产生了“磁吸效应”。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这一倡议,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一些国家也认识到了“一带一路”的机遇,纷纷把本国的经济战略与之对接。“一带一路”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持续增长。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仅2017年全年就达1.1万亿美元,这一势头还在持续增长。截至2018年7月,亚投行的成员国也已经增至87个。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相关项目的落地生根,参与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对相邻国的经济辐射,必定会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而且这将会带来巨大市场,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也很有利。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稳扎稳打地做大做强“一带一路”;要研究“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的国情,评估政治、经济风险和文化差异,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建立起人文和情感的“一带一路”。同时,我们也要防止有的国家出于嫉妒和自私的原因,给“一带一路”制造负面对冲,在战略层面要有足够的防备。

   4.积极倡导量力而行

   1984年,美国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合作问题的著名专家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就“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国际合作能够维持下去吗”的问题时认为,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国际制度的设计将促进利己主义政府间的合作。在“后霸权”时代即将来临的关键时期,中国通过吸取上一阶段全球化的经验与教训,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的构建与改革,提倡包容、普惠的全球化理念,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未来世界的角色也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推力。我国学者也有一种声音,期待中国填补美国退出所形成的国际权力真空。但是,维持一个国际多边机构正常运转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提出方案与建构现实的机构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成本较低,后者成本较高。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研究了世界500年来大国的兴衰,指出大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战线过长”,即在世界全方位发力。中国既要抓住机遇、积极发声,又要贡献智慧、提供方案、积极倡导,从而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并且应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要当头。国际战线太长、责任太多,会导致国家实力透支,不利于我们聚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准确定位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的位置,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要不切实际地拔高。

   世界经济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运行轨迹,但是改变不了大势。“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宽广胸怀和天下意识,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人类发展规律和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这一理念入党章、入宪法,体现了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这一理念写入联合国文件,说明了它深得世界各国认同和人心。以这一理念为引领,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中,一定能保持战略定力,有效防范风险,为新经济全球化秩序的建立贡献中国智慧,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①本文在回顾1.0版和2.0版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时,参考了王助民等,《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史(1415-1990)》,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详见亚当·斯密,《国富论》,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③“猎鹿困境”是卢梭在其著作中讲过的一个故事。如果大家在捕一只鹿,每人都知道应该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岗位。但是如果有一只野兔从其中一人的眼前跑过,这个人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去追捕这只野兔。虽然他捕到了野兔,但同伴们却因此失去了捕获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