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人类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科技、通讯、交通、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等已经将经济的全球化变成了一种客观大趋势,只有顺应其发展的潮流才能使自己的民族、国家获得顺畅的发展;另一方面,某些民族、阶级、阶层的利益又进一步将人类的相互沟通阻隔,利用传统的民族国家格局和西方的资本制度、票选制度阻碍全球化的进程。当代人类发展正处于重大的十字路口,作为人类文明古国和政治、经济强国的中国能够为人类命运做出什么贡献?

   习近平主席依据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发展的趋势,以不畏浮云的胆识和高瞻远瞩的胸襟,融会贯通古今中外文化思想资源的精华,以其卓越智慧和智能创新,升华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下观;在新世纪、新纪元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坚持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增加世界人民福祉的目的。作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步骤,习近平主席又多次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提出的治理当代国际乱局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明智慧。本文着重从儒家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阐述一下中国对人类命运的照观。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无论在其繁荣的时期还是在其遭受侵略的时期。中华民族从远古时代开始就生活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之间的广阔土地上,至少从5000年前的良渚文明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农耕时代。农业民族崇尚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安时守序、自力更生,办任何事情都是从自己做起,为人处世提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将这些思想用于治国,古代的圣王就提出协和万邦,万国咸宁。

   《尚书·尧典》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即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开始,逐步推及于家庭、家族、国家、天下。即使在中国圣贤认为能力可以达于天下之时,也不是征服天下、统治天下,而是协和万邦,使兆民生活幸福,和谐相处。儒家继承了古圣先王的良好品德,《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特别需要注意孔子所说的“平天下”不是征服天下、占有天下,而是“欲明明德于天下”,即用自己的德行感召天下,带动天下之民同归于德。

   在崇尚道德理想的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大同世界”。《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世界就是一种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精神境界,必须以“天下为公”为宗旨,放弃个人的私心私念,因此也不会有勾心斗角、倾轧侵夺、谋闭相害、战乱别离。而实现这一远大的目标,需要管理者率先进行持续的修养,成为民众的楷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伟大的“全球梦”,是“大同理想”在当今时代的具体表达,成为世界范围内抵制“逆全球化”、“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逆流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主席认为:儒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思想,是我们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其中的“重民本”在当代社会对于抵制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民本主义是建立在“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基础上,将人民当成了执政的依靠力量,一切为了人民。但是执政者一定是“德能兼备”的社会精英,在中国“道德楷模型”的文化环境中,政治统治者被预设为道德的楷模,他必须遵守“以德配天”的律令,才有可能获得“神授”的“君权”。

   从周公的宗教改革开始,君主的政治合法性就不再是信仰的虔诚,而是自身行为的道德性,其中根本的一点,就是“敬德保民”,从此开始形成中国的“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盘庚》:“朕及笃敬,恭录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荀子·大略篇》中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可见在先秦时代,在统治阶级心目中,“民”已经成为政治的根本,统治者必须是尊重人民,敬畏人民的道德楷模。因此中国自古就将“选贤与能”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形成了中国式的推荐、选拔、任用、监管、罢免制度。

   这套层层选拔的管理制度,可以防止非理性的民粹主义进入主流文化体系。而一旦登上了执政者的地位,就要时时处处想着人民,为了人民长远利益着想。孟子在战国时代已经提出了一套成熟的官员选拔思路,他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经过这样层层的选举、考察,一般会得到一批民众欢迎的官员,而不是盲从民意的民粹主义者。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孟子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告子上》)“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明确提出“坏君可废”这种颇有叛逆意味的大胆主张。在中国无神论为主导的文化环境中,如果失去了对领导者的基本信任,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严重的怀疑主义情绪之中,更加重民粹主义的发生。

   在当代社会,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精神变成了中国政治结构中,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重要文化资源。其实西方学者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也认为:人民从来都不是一种基本事实,而是一种建构。“人民”需要被代表,差异不过在于是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代表,还是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代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努力发扬古代“天人一体”、“君民一体”的民本精神,加强社会沟通对话。在对话协商中,消除群体之间和个体之间的误解和分歧,在相互交往沟通中,增强社会政治认同。

   【来源:摘自《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论文集·超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作者:张践,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