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立意高远的全球话语。然而,作为共同体的放射性话语,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仍限于描述,尚未构成科学概念。因此,有必要以共同体为逻辑起点,采用社会学的“关系范式”,通过史实推演,考察共同体社会基础的流变过程,厘清传统共同体如何演进至现代共同体;国内共同体又如何引申至国际共同体;个体主义的国际共同体是否具有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演化的趋势,从而达到界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目的。此外,该研究还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着力点,即减少重复性的价值研究并侧重实践向度的制度设计与创制。

   关键词 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社会基础 制度与机制 关系范式

   一 、引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自提出以来,学界研究成果颇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之作。但作为共同体的放射性概念,

   本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国际共同体,即由一般性“共同体”(而非国内意义的共同体)概念水平转移所形成的新概念。因此,在概念(范畴)的层级划分上,乔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古典主义范畴化不适用于此,而是需要运用放射式范畴化将一般性“共同体”设为核心概念。而国内共同体与国际共同体可以不必有属性叠置,但又皆为核心概念的子概念。有关古典主义范畴化与放射式范畴化的阐述,See David Collier and James E Mahon,Jr.Conceptual “Stretching” Revisited: Adapting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87(4):845850.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由来与内涵的解读仍聚焦于描述性论述,因而不具有操作性,以致被迫停留在缺乏学理性的政策话语层面,被国外学者定性为“空洞的理想”或“花言巧语”。

   Denghua Zha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Chinas Diplomacy: Meaning,Motives and Implications[J].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2018,5(2):198; See Axel Berkofsky. “The Chinese Dream” and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Rosy Rhetoric Versus Harsh Realities[J]. AsiaPacific Review,2016,23(2):109128.确切地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目前仍只是思想,而非科学概念,其科学性有待进一步充实挖掘。所以,有必要正本清源,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放射源即共同体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据史实对概念本身进行推演,从而达到界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目的。为此,本文采用社会学的“关系范式”(relational paradigm)

   对于关系本体地位的论争不在本文讨论范畴。而且,从全文论证过程来看,本文对关系范式的使用属于方法论,即一种意义框架,以此作为分析共同体形态的研究或思维方法,这样也与标题的意涵相契合。考察共同体的流变过程及其理论内涵:首先,根据“关系范式”的核心即互动和由它所建构的“互动参照框架”(interaction frame of reference)及其制度化后塑造的“社会构型”(social configuration),为共同体概念设定制度与控制机制两个操作指标;

   埃利亚斯(Elias)提出社会构型,即构成社会的互动网络。但由于任何互动网络都存在规范与制度(理想的“霍布斯状态”并未出现),不然人类就会从事“无导向”的无序化活动,所以本质上社会构型可与社会结构进行概念互换,即行为体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因此,社会构型(结构)就是由制度均衡与控制机制所构成的关于人类互动的网络。如果缺乏制度与控制机制,人类社会将只体现生物性,进而导向无序、缺乏方向感和穩定性的状态。See Nick Crossly. Towards Relational Sociology[M]. Abingdon: Routledge,2011:30;[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M].王佩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1991:6570.其次,通过制度与机制变迁考察共同体的社会基础为什么和如何变化;再者,解释单元层次的共同体概念为何会转移至体系层次成为新概念;最后,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与研究缺陷。该研究试图澄清:传统共同体如何演进至现代共同体;国内共同体又如何引申至国际共同体;个体主义的国际共同体是否具有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演化的趋势。

   二、共同体概念的操作指标选取

   共同体理念在中国蕴含于孔孟的“大同”思想;在西方则由“两希文明”孕育。

   例如《礼记·礼运》《孟子·滕文公》《孟子·尽心》等典籍中皆有据可循,但在古中国,该思想最早的出处是《诗经》中的《国风·魏风·硕鼠》;在西方,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最先传达共同体的相关表述。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7.但无论中西,共同体理念之共性在于向“善”,采用礼治与法治手段来维护共同利益。而“礼治”与“法治”的本质是关于治理的方法论探索,即制度设计与实践。那么制度缘何产生?理性选择理论、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一般性理论”

   本文将“理论”划分为“一般性理论”与“具体研究纲领”。前者是设定相关变量与分析框架;后者是根据一般性理论进行因果变量的论证。See Peter J Katzensein,Robert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eds.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M]. Massachusetts: MIT Press,1999:67.都有制度生成和变迁的解释。根据这些解释,共同体的制度安排或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或是社会结构的功能需求使然。显然上述实体理论的元理论要么是个体主义,要么是整体主义。

   就个体主义而言,本体论个体主义把个体实在视为社会现象的基本分析单位,这种观点过于单调。它简化了个体周围的信息,使其成为孤立原子,并把社会性概念仅当作分析个体与现象的工具,剔除此类概念所蕴涵的意义。

   对个体主义的相关简要批判,See Nick Crossley. Towards Relational Sociology[M]. Abingdon: Routledge,2011:1021; Pierpaolo Donati. Relation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M]. Abingdon: Routledge,2011:172174.而方法论个体主义在用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国家行动时,个体属性被视为恒量,从而使“大多数个体主义者都把身份与利益看作是外在给定的,所以只关注行为效应”,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27.有着将个体行动的解释归为目的论的隐义。本体论整体主义也预设实体,但与个体主义的个体实在不同,整体主义设定的是社会实体,其理论的特点是整体淹没个体,共性消融个性,

   与整体主义相关的简要批判,See Nick Crossley. Towards Relational Sociology[M]. Abingdon: Routledge,2011:721; Pierpaolo Donati. Relation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M]. Abingdon: Routledge,2011:174176.通常強调同质性。

   但也有强调异质性,在整体中保留个性的共同体,如亚里士多德的温和整体主义。不过这类整体主义仍被西方政治哲学斥为“把戏”。而方法论整体主义被质疑为因果倒置,往往对现象做出目的论解释。

   如其实体理论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个体部分总是发挥特定功能服务于系统以维持“供需”结构的稳定,进而保障系统正常运行。众所周知,结果不等于目的。系统的生存需要个体满足相应功能:这是倒置因果的目的论表述,而非依据时间先后所形成的因果论。所以,结构功能主义被批判为机械、静态结构的“决定论”。 因此,尽管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

   归纳起来,其缺陷如下。一是它们都为还原论:个体主义将制度构建还原为个体利益;整体主义将制度构建还原为社会实体的整体性需求。二是它们都存在目的论解释:个体主义认为制度构建是来自外在既定利益的吸引所致;整体主义认为制度构建是约束行动者以维持社会结构稳定的功能需要使然。三是它们对社会关系的源动力认识过于单调:还原论与目的论使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都认识到社会运行存在源动力,但却又忽略对源动力本身的解释即忽视互动过程。所谓互动或关系在传统认知中或是个体叠加,或是作为集体载体的自发行动。所以在社会学准则中,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成为同义语。

   Pierpaolo Donati. Relation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M]. Abingdon: Routledge,2011,Foreword.国际关系学亦被指出缺乏互动解释。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9(3):7072.而上述缺陷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方法论上与它们是保持距离的。

   具体有关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不适合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法论的理由,参见金天栋.共同体的理论流变与概念内涵[D].华中师范大学,2019:2835.因此,有必要从作为社会事实的互动关系来给出制度生成与变迁的新解释,而社会学的“关系范式”可为此提供有益的视角。

   关系社会学的理论硬核是互动,而“社会关系乃重复互动的生活轨迹”。

   Nick Crossley. Towards Relational Sociology[M]. Abingdon: Routledge,2011:28.在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那里,互动结果则被投射到个体或作为“一”的整体。整体主义尽管意识到社会的涌现性(emergent properties),

   整体拥有自身的独特之处,它是不同于个性也无法还原的。Nick Crossley. Towards Relational Sociology[M]. Abingdon: Routledge,2011:11.但却又很快在“物化”中消沉下去。所以,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轻率地把结果或特点归类为个体或整体独有的,而非互动中涌现的。

   See Charles Tilly. Stories,Identities,and Political Change[M].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2.这种“认识论障碍”(epistemological obstacles)

   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认为人的智力存在“黑暗区域”(the “dark areas” of the mind)。正因如此,人会受价值、本能与情感利益影响,阻碍科学思维形成。这些障碍被巴什拉称为“认识论障碍”,并将其定义为人认知行动中产生惯性的原因。See Gaston Bachelard. The Formation of the Scientific Mind: A Contribution to a Psychoanalysis of Objective Knowledge[M]. Manchester: Clinamen Press Ltd.,2002:18.撕裂观念与行动的主体间性,消除了关系性,本能地将互动结果偏向于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解释形式。然而在互动实践中,除去作为生物有机体而言的行为,

   人类是物理身体与“自我”实体的动态平衡统一体,所以人类不仅是生物有机体,还是作为价值与实践的存在物。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因此,结合帕森斯的行动理论,此处将体现生物特性的应激性活动称为行为。See Max Scheler. 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n Kosmos[M]. Munich: Nymphenburger Verlaghandlung Muenchen,1947. qtd. in 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1991:68;賈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84.社会结果很大程度上无法还原到个体。行动者在“互动参照框架”的“解读行动、类型化、反思与解读并回应行动、建立身份、界定关系、内化相互角色”

   Nick Crossley. Towards Relational Sociology[M]. Abingdon: Routledge,2011:33.几个维度中调适彼此行动。当个体间互动模式扩散至群体,且为之所接受,那么通过群体内的重复互动与相互影响就可能形成“群体独有的”惯习,就像文艺复兴只发生在欧洲而非同时期的明朝那样。此处,关系联结个体与结构,使之成为平等的二元存在,规避两者的本体优先性之争,并形成相应的社会结构。这是“关系范式”的主要功能:以同时表达行动者与社会结构或机制的方式理解与解释社会变迁。

   Pierpaolo Donati. Relation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M]. Abingdon: Routledge,2011:179.总之,在关系社会学中,群体内部的规律互动会塑造相关制度与控制机制,为社会变迁提供指向,而这些内容的表征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结构(构型)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其实质是社会制度,所谓社会化就是制度化。政治学也将制度研究置于中心地位,其学科内涵是基于规则制度的有关社会治理的权威性资源分配;研究目标是“识别和分析制度的成功之处以及基于这些观察设计并提出制度建议”。

   Aristotle. The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s[M]. trans. Stephen Eve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qtd.in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M]. London: Pinter,1999:3.但与政治学不同,社会学对制度的观察与研究是广义上的,即研究社会变迁。变迁动力在于社会基础即互动,它会因群体内“相互反应和相互适应的过程而改变”。

   Nick Crossley. Towards Relational Sociology[M]. Abingdon: Routledge,2011:30.当某种个体间互动模式进入群体,就意味着它有制度化的潜能,进而可能“影响社会变迁”。

   唐世平认为制度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核心之一。唐世平.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M]. 沈文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因为制度作为互动的类型化、定型化和法理化结果,会通过其控制机制重新定位社会结构。

   埃利亚斯(Elias)针对“文明”与“文明的进程”解释道,这些现象是长期历史互动的结果,并通过互动及其内外控制机制得以定位,如果互动模式的制度化与控制机制发生变化,那么社会结构将会被导向相应的方向。参见[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M].王佩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443533.在政治学领域,国内社会结构的核心组织形式是政治共同体。不同时期社会基础影响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塑造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结构和知识。以知识为例,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是随社会基础(互动)而变化的,就像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冲击古典多元主义国家理论,使之向新多元主义转变一样。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学研究还因社会基础变化而经历了“去国家化”。

   现今,政治学研究向国家回归,但“由于社会学分析方法更强调变迁和‘制度化”,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M]. London: Pinter,1999:151.而且政治学所关注的制度研究内容即资源分配、制度规则、组织机构被囊括在广义制度研究的社会学中,如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路把国家变革归因于生产组织变化。

   无怪乎国家是“社会中的国家”。See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所以,本文对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分析选择社会学进路,

   但是,本文无意涉及有关社会变迁与国家的关系,这一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经典讨论。将政治学的制度研究纳入社会结构研究,并引入“知识分配”

   Barry Barnes. The Nature of Power[M]. Cambridge: Polity,1988:57. 轉引自唐世平.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M].沈文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8.,把“经济人”或“政治人”理论假定让位于“社会人”。但需注意,社会结构研究的知识化是有观念优先倾向的,容易导致研究者忽略物质环境因素。所以在分析关系时,“互动参照框架”不仅是个体间观念与物质的双维互动,还必须补充对社会物质环境的考察。

   早期,共同体、国家与社会曾为一体,是拥有相似的历史记忆与统一认同感的集合。所以承接前述,共同体就是社会,其结构变迁会反映在制度变迁上。制度的性质发生变化,则共同体结构需重新定位。因此,制度与控制机制适合作为共同体的操作性指标。它们比传统共同体的“共有理解”、“血缘关系”、“情感纽带”更直观,也更具有操作性,而单元层次的政治共同体的定义就是基于理性与制度治理的社会结构。诚然,制度含有观念成分,

   制度是行动与观念的固化。但与政治哲学或社会学的传统共同体定义相比,载于组织机构的制度是更便于观察的社会实体。例如,组织的行政结构、职能分工、法律条例等均能作为观察对象。对此,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已有详述。

   See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ety[M].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就更深层次而言,传统共同体定义是落后的。由其引申出的联合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社会,

   See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ety[M].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4043;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这些概念都是割裂现实社会的二分法,也缺乏现实意义。因为,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关系互动基础上的连续体,也是历史对当下的投射。它既有联合性也有共同性,将其对立的非此即彼观与现实不符。而且,共同体既不是中国首创,也不是只有中国在提倡。中西能够不谋而合,说明概念本身符合现实。但其意义绝不是仅作为伦理道德的标杆,起到“善”的导向那么简单:在道德语境中,共同体已被视为其乐融融,共有理解先于互动,共有认知先在的一种幻想,它无法观照现实。如果某个概念变得无法指涉现实又不做修正,那它就缺乏存在的意义。当然,学界尤其是国际关系领域认为共同体是“乌托邦”,也是有失偏颇的。这是工具理性过剩的表现。而且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言,“没有乌托邦的地图是不值一看的……进步就是实现乌托邦”。

   Rutger Bergman. Utopia for Realists: The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Open Borders,and a 15Hour Workweek[M]. The Correspondent,2016:1.人类不只有追求利益的生物性,还有主体间性所建构的社会性。在关注物质需求的同时,观念、利益、相处模式、制度都可以塑造。尽管过程不那么美好,但人类史确是迈向乌托邦的历程。

   况且,共同体并非虚幻之物,其基础是互动构建的共同利益。后者需要依靠相关制度来规范行动者以确保利益预期的实现。所以,共同体的关键变量与外在表现是制度,这点已为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与儒家的“礼治”所强调。但仅有制度是不够的。制度只具有价值导向、表面约束与设定利益预期等功能,具体实践、管理、监督与惩治是机制的职能范围。因此,除了制度,机制是共同体的另一个操作指标。它们又都以组织为载体。后者是制度变迁的行为体或工具,是有着显著物质力量输入的物质实体。

   唐世平.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M]. 沈文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7.进而通过观察分析社会基础的表征,即制度、机制、组织三者的变迁,单元层次共同体的变化及其如何进入国际体系层次便可得以考察。

   三、从传统共同体到现代共同体(联合体):以欧洲为例

   以欧洲(西欧)为例的理由为:1.整体主义共同体转变为个体主义社会(联合体)的原因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2.欧洲的现代性转向及其对外扩张推动全球性的社会基础转变,主张个体主义的现代社会(联合体)。这也是当前的人类历史是“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原因,也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综上所述,共同体结构的表征,即制度与机制的变化,取决于“社会基础”(social bases)。国内相关研究将后者定义为物质、文化与组织;物质基础与秩序;制度化的关系模式或权力关系形态等。

   参见吴理财,魏久朋,徐琴.经济、组织与文化: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基础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8(17);冷向明,范田超.流动中的乡村:社会基础变迁与有效治理实现——基于鄂中L村的实证分析[J].求实,2016(1);王立胜.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原型与核心命题——从“社会基础”概念的角度[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8);吴建平.理解法团主义——兼论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J].社会学研究,2012(1):183.另外,还有把“社会条件”与“社会基础”相等同的观点。

   周显信,叶方兴.政治共识:一种政治社会学的分析视角[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3):190191.仅从制度、权力、文化、组织等互动的涌现物被定义为社会基础来看,这些界定大体是混淆了“社会基础”与“社会的基础”:前者是社会形成与变迁的根源;后者是社会存在与维持的条件。“社会基础”是具有本体意义的,它是行动者在一定社会环境下所进行的物质与观念的双维互动。而社会的基础,如组织、制度、法规等是社会基础的结果:“不同的社会基础形成不同的国家治理结构”,

   任路.“家”与“户”:中国国家纵横治理结构的社会基础——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认识[J].政治学研究,2018(4):26.其内部“法律的制定要与社会基础相一致”:

   参见朱岩.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0(6):151168.这是缓解社会内部张力的路径,也是“善治”的必然要求。即便初始阶段社会遭到旧制度惯性带来的阻力,从而陷入一定程度的动荡,但最终结果仍会导向适应社会基础和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方向。

   在西方,共同体思想从古希腊发源。早期由于“国家中心”与“社会中心”的对立尚未形成,所以古希腊先哲将共同体理念与政治制度视为一体,探索“至善”的政体和法治,政治成为容纳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的综合体。比如土地私有制被视作“整体社会和政治发展与变革过程中的一个侧面……是古典城邦制度确立过程中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公民集体”的城邦与社会存在概念上同等性,所以其实仍指社会基础与社会结构以及前者之于后者的本体地位。参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209;顾准.希腊城邦制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4;廖学盛.试论城邦的历史地位和结构[J].世界历史,1986(6):2936.

   从“关系范式”的“互动参照框架”来分析,变革的发生是贵族与平民两个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

   本文不对“关系范式”下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具体、精細的交互行动进行详述,而是采用“印象主义路径”予以宏观、粗略地处理该部分,以求文章逻辑上的连贯。有关“印象主义路径”意为“依凭有经验者的长时间体验和观察,在此过程中无数较次要的印象自然而然地消退殆尽,剩下的大抵是基于深层经验的粗略地宏观印象,而在目的是‘试图揭示出表达整个时期的涵义的广泛概论、追求‘更大的图画的场合,情况尤其如此。”时殷弘.印象主义方式与当前中国安全战略例解[J].国际安全研究,2015(1):154.如雅典的民主制早期仍是原始社会氏族制的继续,贵族院在实质上控制公民议会,决定会议议程,构成寡头政治,垄断土地。而后来生产工具革新,经济发展刺激贵族群体通过以人身做抵押的债务偿还方式对平民群体进一步压榨,剥削“六一汉”(hektemoroi)。

   国内外学界对“六一汉”定义的共识是向贵族交纳地租的农民,但在地租份额上观点各异。国内学者黄洋认为是被迫向阿提卡的地方宗教组织交纳实物税的中下层农民,其比例为土地收成的六分之一。黄洋.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形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49.期间,平民群体对贵族群体的行动经过解读和反思予以回应。他们随多利亚人的入侵和主体性及对土地所有意识的加强,减弱了原有对贵族交纳地租换取土地保护与使用权的认同感,认为贵族的保护意义有限。

   John Boardman and N G L Hammon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ume3,Part3: Expansion of the Greek World 8th6th Centuries BC[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380.在如此生产环境与相应的地理条件下,一方面,雅典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催生极具经济实力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进而他们又作为权力竞争者参与政治博弈,与贵族奴隶主形成对立。出于对行动目的的解读,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与平民群体认为彼此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削弱贵族的政治权力和为自身争取政治权利。所以,双方在政治身份上形成“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工商业的部门化、专业化程度提高,生产关系多元化,社会分工重组,各类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和人的社会价值随分工而产生。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由此萌生等价概念与平等观,激起平民参政意识,进一步挑战狭隘的氏族观,试图重新界定社会关系。所以,史学界将“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视为雅典褪去氏族制走向民主制的标志。其中,雅典社会基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就是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反过来,大量自由的生产者也成为巩固和发展民主制的社会基础。这些都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

   而与雅典的社会基础不同,斯巴达的平民与贵族之间的互动较为平和。这是因为贵族以奴役希洛人替代平民,无须后者沦为债奴,甚至还要确保他们的地位以保全兵役制度来维护城邦安全。毕竟,斯巴达城邦是建立在征服过程中的,作为“我者”的群体对“他者”的仇恨心理、认知、反应、潜在危险会有较高的警惕性和敏感度,需要较为集中的中央政权以便及时调动力量应对奴隶反抗和“他者”入侵,如此便需要维护唯一兵源的“我者”平民的公民权和身份认同。而“来库古改革”主要内容的“平等份地”不仅是从贵族阶层对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垄断中为平民争取权利,缓解贫富差距,也正是通过控制分配土地并以法律规定不能转让、买卖和分割将土地“私有化”,以此来限定“我者”群体的范围,在实际上定义了斯巴达的公民权。显然,“平等份地”制度是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此外,它也是为“共餐”实践提供物质与制度保障。在斯巴达人的互动中,集体就餐不仅是行为,更是制度。“平等份地”的实施需要确保平民拥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来交纳粮食。

   因此,社会基础的差异,如上述自耕农在各城邦的不同状况会塑造不同的土地制度和具有差异性的政体。

   参见徐晓旭.论古代希腊的自耕农[J].世界历史,2002(5):8091;廖学盛.《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读后[J].历史研究,1997(1):189191;黄洋.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J].历史研究,1996(4):96106.古希腊出现过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与僭主制四种城邦政体。

   再次重申,本文在实证部分不涉及行动者具体如何互动,如斯巴达在推动“平等者公社”确立的过程中,土地占有者的贵族与无地或少地的斯巴达人如何互动。这些细节内容缺失虽有将关系的过程状态忽略、以结果取代过程的嫌疑,但却也符合把关系范式作为方法论的研究进路。正如前述所提,本文考察的主要是共同体的操作指标,即作为社会基础(互动)结果的制度与控制机制,关系范式是起到理解结果的功能。其中,作为共同体思想的源起地,柏拉图时期的雅典城邦实行民主制。该社会存在三种分工:统治者、个体经营者、自耕农。但因社会物质环境变化,如人口规模、内外权力结构更迭,以及作为互动结果的土地兼并政策,上述分工受到冲击。随之,雅典公民的生活成本提高、生存状况恶化,旧社会分工日趋瓦解,阶级矛盾逐渐尖锐。针对统治者试图维持现状,被统治者希冀社会结构改变的情况,柏拉图为维系城邦存续、拯救道德衰败、促使内部团结进而提出立足于当时的现实社会基础之上的“理想国”。该制度方案的设计基于对雅典民主政治所暴露出的缺陷的反思;是消融个体、追求同质性的共同体。同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也提出相应的“治国方案”。但与柏拉图不同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对共同体内部不同群体地位的承认与功能化划分,所以他的共同体有限地接受异质性。不过,这些制度最后沦为政治构想,但共同体作为政治理念由古罗马承袭。

   古希腊对罗马的影响始于王政时代,在共和国初期最为显著。受希腊商人的传播,在共和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罗马平民汲取希腊的平民与贵族斗争方式,采取有组织的制衡与对抗行为使贵族妥协,进而建立相对民主的政体。所以罗马的共同体发展同样建立在平民与贵族的对立互动中。

   例如,两个群体围绕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这个关系互动框架展开博弈。在共和国初期,贵族垄断权力,并认为平民不具备担任公职的宗教资质,即“飞鸟占卜”(auspicia)仪式。

   “飞鸟占卜”仪式引申意为“举行占卜的权利”,从宗教语境过渡到政治语境,其本质含义代表“神的意志”,与“天命”的意思相近。胡玉娟.从auspicia patrum到auspicia plebeii——罗马共和早期平民与贵族的“天命”之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75.所以,公元前445年,平民首次提出担任执政官要求时,贵族以“平民无天命”予以回绝。这被平民群体视为一种侮辱,从而产生如下认知:平民身份被贵族定性为被神憎恶的卑贱之人。于是,平民群体开始否定“贵族天命”论,表示所谓“天命”可以源自权力地位,同时争取与贵族的通婚权以及担任军政官的权利。但是贵族对军政官的设置是为缓和两个群体的冲突对立,稳固自身的政治主导地位,只是有限地开放世俗权力但紧握权威,随时根据利益需求的判断而存废该机制。平民群体则回应他们的宗教崇拜与贵族相同,希冀通过与贵族的通婚权进入贵族阶层改变现状。进而,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个体婚姻行为使平民执政官获得“天命”,此类个体互动逐步常态化、类型化,撼动了原有的社会基础。此时,贵族的认知是平民执政官有权但无天命,可在身份界定上由于平民血统成为贵族而开始有限地认同后者。然而平民的追求远不止此,他们的目标是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地位平等,消除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障碍。因此,对于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天命”的追求,和能够与贵族同样享有宗教与法理权威是他们欲实现之政治目标。这次,他们通过个体互动即平民的占卜术和预言术获得贵族认可以及平民执政官取得战争胜利的勇武表现而证明平民也有“天命”。

   有关平民与贵族“天命”之争的微观层面的具体互动细节,参见胡玉娟.从auspicia patrum到auspicia plebeii——罗马共和早期平民与贵族的“天命”之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7588.

   而在整个构建共和制的制度设计过程中,罗马将希腊的共同体思想有所调整地嵌入制度。例如,鉴于社会环境变化,为应对罗马共和国衰弱、多民族交融、社会危机等现实问题,西塞罗提出以法的共识和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构建集合体,

   [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M].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5.使得共同体从基于生物特性的自然形成转为人为构建的产物,有着强调法治的制度性特征;从追求道德“至善”转向以安全与发展为核心的国家利益:既为后世形成以契约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理念奠定基础,也明确国家保护私有财产的职能。其政体结构混合了王政、贵族制和民主制,使罗马共和国成为最早确立宪政制度的国家。这在统治层面也缓解了制度与社会基础错位所产生的压力,缓和了共同体公民的阶层对立与矛盾,从而确保了罗马社会内部相对稳定,刺激了社会活力,释放了公民自由精神,对外也成为战争动员的制度优势与保障。

   正如孟德斯鸠所言,“罗马的得救是由于它的制度的力量”。[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M].婉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2.而社会阶层的均势互动也是罗马制宪成功的根本原因。

   参见兰奇光.论罗马共和国的制度建设[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1):9699.再如,属于物质性互动的奴隶制商品经济和观念性互动结果的古希腊哲学思想锻造出了罗马契约制度。另外,还有军事征服引起物质环境变化的因素,比如“布匿战争”激发罗马创设的行省制成为其统治地区与维护霸权的长效控制机制。然而,社会基础与制度之间的张力在不断增大又未受到有效控制时,对共同体的破坏力也是显而易见的。抛开诸如蛮族入侵、基督教兴起等社会环境因素,罗马帝国陨落就是因为制度固化。换言之,制度未能适应社会基础的发展趋势而陷入“有效性危机”,进而导致政权稳定性受到动摇。例如,戴克里先虽通过政体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和稳定了罗马的统治权,但后来的继任者们未能对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进行改良,因而在行政效率低下、司法程序冗长、社会活力受压制、腐败丛生等制度性缺陷下,罗马逐渐失去统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进入中世纪欧洲,共同体思想仍在延续,但该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与罗马帝国的统治体系存在巨大差异:《罗马法》为各地习惯法取代;立法与行政结构改变;城市发展相对衰退;农业经济填补了工商业贸易衰弱的空缺。

   历史学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经济特征存在农业与工商业的分歧,本文对此予以回避。而且,在消融个体的整体主义思想主导下,受基督教影响,政治宗教化,社会成为神学共同体。也因如此,该时期欧洲被历史书写为“黑暗时期”,教会力量使该时期的社会具有强制性。

   尽管事实上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也并非想象的那么黑暗和愚昧,相反还产生了影响现代教育的大学制度,其他制度、文化、经济、法律等领域也在稳步发展。虽然,当时欧洲社会因多元政治而远称不上专制,却也无法忽略教会所展现的那种“推动并激活整个社会体系的无所不在的能量”,“其特定的统一性在当时即已显现”,而其他政治力量的行动与思维都受宗教影响,与教会展现出一致性。这种强大的控制力使当时的欧洲成为整体主义共同体,而教会作为权力机构,在宗教与世俗间游走,成为基督教共同体的核心,“辐射出的精神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粉饰着这个并非由它所创造的社会制度”。

   W H Lecky.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the Spirit of Rationalism in Europe[M]. London: Watts & Co,1910:28. 转引自[英]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中世纪的帝国统治和代议制的兴起——从拜占庭到威尼斯[M].王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61262.然而,它也不是凭空获得权力的,而是符合社会基础,即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進而实现对基督教共同体的道德控制。为了顺应社会基础,即一种宗教化的政治生态,世俗权力活动不得不接受教会的挑战与制约。而且在加洛林帝国衰弱,王权由封建君主和领主替代的情况下,教会力量通过教会法改革和其他制度设置得到强化,一度居于多元政治结构中的权力顶端,连教会的人事任命也得由教会主导。而教权至上的背后,王权由最高政治权威降到地主位置,封建世俗社会成为“为了战争而被组织起来的社会”。

   [英]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中世纪的帝国统治和代议制的兴起——从拜占庭到威尼斯[M].王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83.这些制度结果其实体现为中世纪欧洲均衡多元政治力量的一种独特的共同体组织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封建制与共同体的二元对立是现代思维,缺乏反映当时历史面貌的准确性。在该时期,共同体与政治统治权其实是一体关系,神权、王权、封建君主权与领主权都是泛义上的共同体制度。See Susan Reynolds. Kingdoms and Communities in Western Europe 900-1300[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7.

   至此为止,整体主义的共同体暂且称为传统共同体。其社会基础是基于共同利益、情感与血缘纽带的互动关系,如宗教教义与封建贵族之间的通婚成为中世纪基督教共同体的团结机制。这类共同体是在同一价值下,按人格身份形成的金字塔形态,权力依附于人格身份,内部领域的区分无碍于不同功能的整合与流动。尽管,共同体内部存在领域性功能划分,但它的边界是模糊的。其功能分工是泛化和以人格身份为基础的,权力依附于人身可以跨域运行。就像教会具有宗教、政治、司法三重性,与作为公义、法律与秩序来源的王权一道成为基督教共同体的控制机制。而对于不具备特权的人格身份而言,他们是缺乏自由和被压制个性与发展的。所以,在中世纪及以前的共同体中,个体功能分工面临社会结构的制约,其约束性强、领域性弱、独立性低。

   但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祛魅”,社会基础从宗教理性转向人的理性,动摇了原来的制度与机制。在文艺复兴时期,少部分个体试图为基督教神学笼罩下的沉闷欧洲输送新理念。于是通过与之对立的、富有生气与活力的古典文化来表达世界观和人生观,传递出发展个性和彰显主体性等内容的人文主义精神。该时期的艺术与文学作品成为个体互动的媒介,在观念上重塑西歐社会民众的认知,使后者以人的主体回归,将社会身份从宗教桎梏中解脱出来。但这些互动不可忽略社会物质环境发生的变化。滥觞于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文艺复兴是有其物质基础的。城市共和国工商业繁荣,经济实力雄厚,成为思想传播与解放的支柱。再者,教会对王权的优势在资本阶层参与之后发生了改变。新兴阶层为自身的发展与权利开始向政治领域渗透,倒向王权,通过获得政治权力来确保相应社会地位与法律保障。但王权复位后,资产阶级不满受限于封建专制,于是两者的身份认知改变,成为新一轮政治权力的竞争对手。为此,资产阶级推动开展启蒙运动,在自然科学的发展探索下,上升到哲学范畴,倡导理性与自由的现代性理念,进一步使欧洲社会获得思想解放。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创新政治哲学,推动社会基础变化,为新制度和国家组织形式即民族国家的诞生奠定思想与知识基础。

   可以说,教会衰弱、与封建制对立的民族国家出现等迫使自然形成的传统共同体转向个体本位的“现代性”共同体。在传统共同体中,“义务和共同体是直接相连的”,它们存在于“人与人的直接关系中”,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8.例如个人与教会成员的关系。而现代共同体对利益的适应性要求更高,也无法像传统共同体那样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是更依赖组织机构的作用。

   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89.为适应社会基础,现代共同体对组织机构的要求也相应更高,其结构由金字塔型转变为网络型,权力与人格身份相对分离,形成以工具理性为准则的组织形式,使不同领域具备较高独立性,边界与功能分工清晰。而且,通过专属运行机制和规则,行动者被打上特有烙印,推动个体与领域的个性发展。领域间的关系也倾向自治与多元化。正如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没有把人变成不完整的人或削弱了人格,而是推动人格随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而发展。

   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360365.而此时,维系现代共同体的粘合剂为:1.契约关系与社会分工;2.承载相应制度要求与功能机制、以工具理性为准则的组织机构。如基于法理权威的官僚组织有着部分划分、职位设置、成员资格、法律法规等具体要求,以及非人格化和层次节制的权力体系等基本特征。事实上,个体互动的群体化就是通过利益集团或组织的内部涌现或外部塑造得以实现的。这就解释了个体互动如何进入群体。但互动转化为制度不会简单地产生,期间必然存在观念与权力的博弈与协商,理性选择也无处不在,所以制度是互动的涌现结果。总之,现代性共同体用“共享契约、工业主义、劳动分工、商品关系”

   See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Durkheim and Max Web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取代了宗教、道德、惯习等原有的团结源泉,成为凝聚共同体的新基础。

   四、从国际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设计还是趋势?

   从共同体理念的生发可获知,共同体并非飘缈之物,但这只是就单元层次而言的。

   根据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传统理解,“共同体比社会具有更浓的伦理叙事”,所以区分共同体与社会必然带有强烈的价值偏见,使得社会变迁研究通过预设共同体作为潜在的价值标准,传递一种社会结构“物化”、工具理性至上的价值哀伤。另外还有其他有关共同体的负面理解存在,如政治学中,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共同体主义(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这类传统二分法使共同体成为一个虚幻又有集权暗示的概念。但跳出思维惯性后便可发现,内在性质是个体主义的联合体并不妨碍它在形式上是共同体。甚至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单个国内社会就是以国家形式进入国际展开活动的政治共同体,而不会区分它是联合体还是共同体。有关共同体的传统理解,参见Anthony Giddens and Philip W Sutton. Essential Concepts in Soci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4:237.在国际关系学中,国际社会基本结构被假定为无政府状态,由此演绎出围绕权力、制度、观念的相关理论假设。而且在国家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现实主义等一般性理论主导下,现有国际关系的主流宏理论基本对共同体嗤之以鼻,仅把它视为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道德价值。

   功能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例外。所以,即便单元层次的政治共同体尚且有较为充分的实体存在理由,但根据上述一般性理论,在无政府特征下倡导全球性国际共同体无疑会令人警惕渲染共同体价值的背后所包藏的战略意图。

   国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解读共识就是中国试图塑造自我中心的区域或国际秩序。例如Jian Zhang.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towards “Peaceful Rise 2.0” [J].Global Change,Peace & Security,2015,27(1):519; Denghua Zha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Chinas Diplomacy: Meaning,Motives and Implications,” [J].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2018,5(2):196204; Ian Clark.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China: The power of norms and the norms of power[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4,7(3):322.然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和解釋现象,是现实推动概念更新,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方式用概念套现实。

   因为概念本身就是研究对象,它会随社会基础而变化。所以共同体内涵是变动不居的。比如,单元层次的共同体以不言自明的共同利益、血缘、地理、情感伦理等要素转变成以理性、契约、相互调适的共同利益为主导。从本质主义看,共同利益是共同体核心基础:缺乏利益导向,行动也就缺乏目的性和意义。同样,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间共同体也是以理性为行动准则,即国际共同体是基于理性选择、相互调适的共同利益、国际法而形成国家间集合体。因而在是否存在国际共同体的问题上,其实无关乎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影响。前者本质上是由理性选择下的利益结合与松散且刚性相对较弱的国际条约所构成的“联盟”。

   联盟的定义与国际共同体相同,差异就在于针对的客体内容与性质不同,包括国际组织也是。所以这里的“联盟”采取包含国际组织的广义联盟的定义。有关联盟的具体定义,参见黄宇兴.功能分异与联盟的形成[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2):103108.该解释使国际社会的无政府假定与共同体不再处于对立状态。毕竟,根据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与国内社会的等级制结构的划分,

   See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1979:79101.国际社会中理应是难以存在共同体的。例如,华尔兹认为:因国际结构从多极转变为两极,欧洲在失去国际事务主导权的新环境下虽抱团形成国际共同体,但其内部的利益冲突与讨价还价依然存在。

   See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1979:7071.显然,这是把共同体假定成亲缘关系为基础、其乐融融的一种传统理解。此外,近二十多年来,学界不断质疑无政府结构这种“常识性”假定。例如戴维·莱克(David A. Lake)认为国际关系存在不同的等级制(hierarchy);亚当·沃森(Adam Watson)建立“无政府—帝国”钟摆模型;布赞和利特尔(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提出“无政府—联邦”区间。

   See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116;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M]. London: Routledge,1992:1416,32,3738,122125;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Waltz and World History: The Paradox of Parsimony[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9,23(3):452453;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Reconceptualizing Anarchy: Structural Realism Meets World History[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96,2(4):420423.再结合摆脱思维定式后对共同体的理解,其实可以发现在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中也是有国际共同体的存在空间。国际实践中,国际共同体也是作为社会实体而存在。其形式多样,如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同盟、功能性国际组织等。从理论层面看,比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也对国际社会的共同体多有论述。他指出的形成集体身份的四个主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自我约束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343366.都为国际共同体内涵所拥有。但这些变量会因势或因客体而变。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364.這说明对共同体的理论诠释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而不是使用那种主观性较强的传统理解。再比如布赞和利特尔的国际社会演进区间理论,提出国际社会结构依次从无政府、共同市场、联盟最后达至联邦。该过程就是共同体化,而历史也刻画了“联邦”之前的路径。

   如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所言,站在月球上看全球史,其实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人类联结为整体的过程。从文明板块之间割裂与有限联系到“西方中心”的叙事开启之前,国际社会是碎片化的区域态,并以各具特点的“国际”社会基础设立本土化的规范,各自形成“国际共同体”。西欧的基督教共同体、东亚的儒教共同体、西亚的伊斯兰共同体各有一套完整的“国际”规范。到了近现代,现代性所赋予的力量帮助西欧模式渐渐吞噬其他区域“国际”共同体。整个近现代史也成为一部欧洲区域规范的扩张史:现代性的社会基础使西欧具备内在扩张性,从而突破城市与国家边界。而国际共同体的重塑成因就是资本扩张性以及国际产业链构成的经济相互依赖状态。期间,现代性随西欧殖民扩张而以普世价值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形式进行普及与内化,并通过国际分工这个互动渠道,将个体理性嵌入国际社会基础中,把区域规范导向规模更大的全球性“群体惯习”进而形塑他者的价值观念与内部制度以及国际互动模式。整个过程都是围绕主权国家与其他政治行为体的互动展开的,前者的行动使后者接收相关信息并予以回应。“明治维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都是“他者”试图改变与西方主权国家不利的身份地位所做出的努力,以期调整原有的互动模式,重新类型化互动和设定新的双边关系。日本就通过相关行动,较为成功地重塑身份,得到西方认同,获得“列强”这个角色。期间,日本对西方国家行动的解读与认知无疑是深受“霍布斯文化”影响的,并学习和模仿后者的游戏规则参与国际权力博弈。这个互动规则是个体主义式的,以利益排他性为逻辑起点,政治行为体陷入相互比较谁更精明的恶性竞争或冲突对抗的局面。现实主义的悲观看法正源自于此,认为行为体对国际权力的争夺会陷入单向化与偏执化,造成在双方的身份与关系判定中只剩“敌人”。而建构主义对这种权力执念进行纠偏,认为关系互动中认知与身份是会改变的、合作也是可以进化的。二战前后的日本也确证了这点。只是它得到的身份认同是指角色身份,而非文化身份。再如中国近代正式开启与西方国家的互动,是始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由“四条约,一协议”构成的“条约口岸体系”

   “四条约,一协议”中的“四条约”是指《南京条约》(1843年)、《虎门条约》(1843年)、《望厦条约》(1844年)、《黄埔条约》(1844年);“一协议”是指中国与12个拥有上述共同条约关系的国家以这四项条约为基础,形成西方一致处理对华关系的依据;“条约口岸体系”是中西之间的经贸、外交关系行动准则,它因条约口岸增加并成为西方在中国的一个象征而得以此名。江文汉.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A]// [英]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国际社会的扩展.周桂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67168.成为与西方互动的行为准则,且以战争与条约形式通过“百年屈辱”的方式逐步被“同化”成为主权国家。同样,美洲、非洲等地区也以相似的方式进入“国际社会”。

   参见[英]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国际社会的扩展[M].周桂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美]小约翰·A·佩拉.欧洲—非洲互动关系的扩展(1400-1883)——批判与反思《国际社会的扩展》[J].马国林,译.国际政治研究,2011(3):166183.由此,主权原则、大国政治原则、均势原则、国际法等内容成为国际社会基础所建构的国际政治行动准则。于是,其他政治行为体被迫选择或主动学习与模仿,不得不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以尽可能地保证自身的利益诉求。而最终,由于西方是国际制度与现代化标准的设计者和制定者,所以这部“国际社会的扩展”

   See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1201.史也就使得全球化成为一项设计出来的“西方化”工程。国际共同体则扮演观念与制度的集合体角色,标示着文明标准。

   从上述过程来看,共同体概念进入体系层次之初是因资本导向而具有自发趋势,但再往后却随欧洲优势思想而让位于设计,并依照欧洲内部的互动结果而对世界指手画脚,如使用武力和“万国法”去规范其它国家。另外,根据国际社会基础的变化,如部分崛起的非欧洲国家融入区域性国际社会、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区域性与全球性战争等因素,国际实践的主体、性质、形式、内容与方式也随之改变:例如,各类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制度与机制的载体应运而生,其功能就是处理越发复杂的国际事务,规范和监督国家行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再如,二战后国际结构从欧洲主导的多极转变为美苏两极的情况下,西欧各国提出“增进共同利益”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1979:70.以保障其相对独立性与安全利益,于是它们在全新的物质环境与互动下,制定和签署一系列规则与条约使欧盟成为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国际组织,并因其模式之成功而被其他地区学习。总而言之,在西方主导下,各领域的规则设定、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确保摧毁等国际社会基础的结果推动各国联结为国际共同体,而且能够以国际联盟、联合国以及其它功能性国际组织、正式或非正式国际组织等形式加以实体化。尽管这些不同形式的国际共同体在开放性、耦合性、内聚性、强制性等方面的程度上不尽相同。然而,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围绕联合国和大国管理机制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人类的相对和平与整体发展以及共同体化,但国际社会基础的新变化与国际制度的僵化倾向却使全球一体化内部的竞争进一步加剧。

   历史已证明:当社会基础变化到某个节点时,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

   因为个体互动是具有僭越性的。这种超越规矩的行动既对原有事物产生影响,也会涌现新事物,或者可以用更准确的“层创进化”(emergent evolution)概念予以解释。该现象使得国际社会基础与制度之间存在张力是必然的,即制度的适应性与有效性问题凸现。但正如赖克(Riker)认为,制度及其规则是人为设计的:它们建立在协商基础上,而且具有时效性。

   See William H Riker. Implications from the Disequilibrium of Majority Rule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0,74(2):432446.当僭越到达制度“断裂”的临界点时,制度的均衡状态会从稳定滑向坍塌。

   斯蒂芬·克拉斯纳认为,当制度出现重大“断裂”时,均衡状态会被打破,否则这种状态将是稳定的。See Stephen D Krasner.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J]. Comparative Politics,1984,16(2):223246.这就要求制度需要适应社会基础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国际社会就会动荡。秩序“失序论”与“崩溃论”就是此类担忧的两种表达。

   如今,随着国家边界的虚化、国际问题的放射性与牵连度加大、南北矛盾加剧、国际实力结构改变等国际社会基础的变化,以及全球化深度介入国际互动,既刺激了传统国家间政治对于竞争的关注度提高,同时又以共生性掣肘国家行动。在该悖论下,全球治理、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组织的工具地位变得更为突出。而全球治理失灵、国际制度与机制滞后等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实力与观念的博弈。正如作为设计者选择的制度,有着塑造参与者行动的功能: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M]. London: Pinter,1999:149.这是一种权力的来源。所以在根本上,制度改不改、如何改、什么制度应该改,都是一场权力竞争。这场竞争中,全球治理的原初价值即增进公共利益则被忽视掉了。诚然,国家私利是重要的,但也不能损害国际公利。在国际共生越发明显的当下,如何将两者合理结合是学界与政策制定者亟待解决的难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提出就是着眼于国际社会基础的共生趋势。从价值规范维度看,它与传统国际共同体的差异: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价值多元主义,而传统国际共同体是价值趋同主义;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虽为国家,但福利对象是共生关系中“人类”整体,而传统国际共同体的政治主体和福利对象都是国家,所以是个体主义的国际共同体;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际社会基础的变化中探索发展方向,有着“关系范式”的灵活性和即时特征,而已难适应共生性全球国际社会的传统国际共同体是个体主义的,它是全球治理“失灵”的推手。但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官方与学界的表述中也是国家主义的,所以有着国际共同体的躯壳。只是它是规范国家主义,而传统国际共同体是方法论国家主义。

   “方法论规范主义”与“规范国家主义”的相关论述,参见张胜军.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4):65;[德]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M].蒋仁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448.概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国家基于共生关系和制度安排所塑造的一种全球性国际社会结构。

   然而,要说当前的国际社会已是全球性国际共同体或已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那还为时尚早,

   David C Ellis. On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19,11(4):23.至少在制度上尚未体现。而且,人类命运共同体比传统国际共同体更倾向于作为一项设计。因为与具有内生驱动力的资本流动所形成的国际共同体相比,要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仅局限于经济联系。况且,经济的相互依赖有其自身限制。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比西欧现代性扩张更需要合理的制度来突出比較优势,传递共同体观念以及形塑国家行为。

   五、结语:“人类命运共同体”后续研究应有之方向

   综合而言,共同体是现实存在的。它虽不是滕尼斯所定义的学理意义上的“社会”,但实践中可以理解为现实社会的一种结构。例如A群体与B群体相遇,在互动框架中交互影响,规范化、组织化为整体的“一”。那么,它们就构成共同体。并且,共同体会根据参照对象而出现不同模式。从功能讲,国家就是源自社会的政治共同体。而“关系范式”正是可以解释共同体为何存在及其流变的方法。但是,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边界。“关系范式”可以解释共同体的变化机制,可对于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而言还需审慎。

   一者,适用性问题。首先,伦理导向与规则导向的侧重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主张“国家中心论”的一种国际共同体,把“关系范式”中单元层次的“社会人”概念平移至体系层次进而对国家进行拟人化的处理方式不可取:“社会人”的行为准则是以“熟亲信”的关系导向去“划圈子”;

   边燕杰主编.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体系层次“拟人国家”的行为准则是规则导向。其次,伦理本位与实践本位的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践(发展)为本位,指向人的“类利益”,

   对此,官方与国内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实践已多有论述,本文不再赘述。对于物质利益的实现与追求是决定它是否具有现实意义与发展潜力的衡量标准,而如何使标准得以法理化与被认同,以及如何使利益得以受保障与稳定获取,那就对构建相关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单元层面的关系范式所倡导的伦理本位,在国际社会中影响有限,目前国内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此,造成该话语(概念)过于空泛与理想而被外界所忽视,只能在外交话语中勉强提及,缺乏来自学术界的深层次探讨与争鸣。存在例外的地方是国内外对“天下”展开相关论争,这是中国近些年来少有引起国际范围学术争鸣的概念。而“天下”又往往包含在国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解读中,后者反而颇为耐人寻味地遭到忽视。而以亲疏远近为特征的中国关系社会学则注重伦理,它所暴露的问题是制度实践不到位。的确,关系(Guanxi)在中国社会有着重要地位。比如法律的实施过程具有人为干扰的因素存在,为利益而接近权势阶层以减少逐利面临的阻挠。

   Ethan Michelson. Lawyers,Political Embeddedness,and Institutional Continuity in Chinas Transition Socialism[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7,113(2):352414.但国际社会“熟亲信”的关系远近程度是由利益与观念所决定。这与美国对英国和朝鲜持有核武器具有不同认知的问题是相似的。而且,很难想象基于亲近关系,英美“特殊关系”就不存在矛盾。当不存在共同利益或缺乏可针对的第三方力量,这种亲近在多大程度上是依赖文化或身份认同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不存在外部刺激,仅依靠“共同体”内部的政治认同,那么按理说美国无须对其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安全同盟的可靠性感到担忧。然而事实却是,这种“亲近关系”并不能帮助美日同盟在冷战结束后避免经历“漂流期”。直到日本明确在日美同盟内实现进一步“崛起”与等待“权力转移”,以及双方考虑到需要面临“中国崛起”与俄罗斯的战略压力等,同盟关系才显稳定,而且其目标仍是维护亚太或印太安全,扮演“稳定器”的角色。

   事实上,西方关系主义是有关观念与物质的双维互动,过程中理性未缺位;而中国关系主义的“亲诚惠信”内涵和“面子”理论则情感因素更强。因为,面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更多关乎道德地位,物质成就不具有本体优先性。它弱化了人的生物性对物质的客观需求,显得说服力不足。而且,道德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名声并不好:前有苏联的世界革命输出,后有美国霸权主导的自由国际主义。

   二者,本体论缺陷。先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本体优先性模糊。一方面,这些理论的关系仍有潜在的整体主义倾向,只不过它与古典整体主义的根本差异在于不“吃人”,保留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当中国示意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表率时,其话语已有个体主义隐义:因为中国或者“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

   See Peter M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46(1):135.作为倡导者需要推动其它国家学习或模仿。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上存在本体模糊现象。再就是,物质与观念的优先性问题。与西方的关系(relation)单纯强调互动实践相比,中国的关系(guanxi)因其儒家文化基础,还涵盖了“互惠义务、保证和亲密度的约束”

   Lucian W Pye. Chinese CommercialNegotiating Style[M]. Cambridge,MA: Oelgeschlager,Gunn&Hain,1982:882.等观念内容。后者的关系实践嵌入“四种美德”和“物种社会等级关系构成的义务”中,

   “四种美德”是指“仁、义、礼、智”。“五种社会等级关系构成的义务”包括:统治者与臣服者;父与子;夫与妻;兄与弟;年长者与年少者。WeiMing Tu. Confucian Thought[M]. Albany,NY: SUNY Press,1985:162.是“按照社會需求和期望行动的非强制性道义承诺”,

   Emilian Kavalski. Guanxi or What is the Chinese for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the AsiaPacific,2018,18(3):405.有着观念优先的意涵。而前者的关系是互动带来的偏静态的身份(identity)设定,与中国的关系互动带来动态变化的情感认知和角色(role)设定是有差别的,

   See Emilian Kavalski. The Normative Dimension of EUChina Relations: Acquis Communautaire vs Guanxi[M]// Bersick S et al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n EUChina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2018; Kwangkuo Hwang. Face and Favour: The Chinese Power Gam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92(4):944974.即本质上西方的关系是“结构决定”而非“关系”。

   See N Elias.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M]. trans E Jephcott. London: Basil Blackwell,1991:37; P Bourdieu.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M]. trans M Adams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81; P Bourdieu. Pascalian Meditation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0:157.因而,虽可以说西方的关系主义不是真正的“关系”,如秦亚青批判它们“过程”(process)缺位,

   Yaqing Qin. Relation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2016,18(1):2247; Yaqing Qin. Rule,Rules,and Rela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1,3(2):129153; Yaqing Qin. Relationality and Processual construc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9,30(3):520.但更重要的是,中西的“关系”还在本体论上存在物质取向与观念取向的分歧。

   例如布迪厄(Bourdieu)的“关系”不仅把结构关系置于实际关系之前,而且有物质主义取向。See Nick Crossley. Towards Relational Sociology[M]. Abingdon: Routledge,2011:2528. 然而,中国的关系主义有着明显的观念优先现象。当然,由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不同而产生的关系概念的差异性也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正着力于摆脱概念的“拿来主义”与“消费主义”,以期提高中国学术话语水平,但“格义”之后还需“反向格义”、“交互格义”。就科学概念本身而言,虽有本土性,可仍需兼顾共通性,至少要有区域特色,如此才能锻造一个高质量学术话语。因此,二元论下的中西“关系”差异,如何联结成更具解释力的关系理论,这是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本体论的研究探索。

   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表述和学术话语有着英国学派的理论色彩,该点已为国内外学界所发觉。

   See Stephen N Smith.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and the Changing Asian Ord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8,73(3):449463; Denghua Zha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Chinas Diplomacy: Meaning,Motives and Implications[J].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2018,5(2):198;蔣昌建、潘忠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J].浙江学刊,2017(4):18.为避免“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吞没,那就必须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定位并将之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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